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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醫生


  這位醫生的名字叫丹尼斯,是我從醫療保險公司的名冊上找到的。丹尼斯這個姓聽來有點雅,跟一個漂亮女性的名字「迪妮絲」發音接近(索爾·貝樓①小說中的一個漂亮精明的妻子就叫此名)。我就認定丹尼斯醫生做我的家庭醫生了。其實「常務」醫生更接近他職責的性質。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給他診,由他診出大概之後,再把你交到各科專家手裡。專家是至「專」的,五臟六腑,從頭到腳,從骨髓到皮表,好幾十個行業的分工,名稱也各是各,醫腳氣的專家也有很長的希臘文的專門名稱。當然是不止治腳氣,踝骨以下的都歸他關照。並且美國人對腳氣的看法也較為積極、正面,叫它「運動員腳」。比如肥的不叫肥胖,叫超重。據說商店裡的衣服尺寸也改得較為鼓舞人心:特大號「XXL」不再往前頭加「X」了,而是把大得無以復加的形體尺寸叫做:「HappytoBeMe」(我樂意做我自己)。在各種思潮都領先的柏克萊(美國唯一的勞工党當政的市),對各種殘疾的稱謂更是祛除歧視的意味,比如一個駝背不可以叫他駝子,而叫他「被脊椎挑戰的人」(SpinelyChallenged),由此擴展向社會,若誰道德敗壞,他便是「被倫理道德挑戰的人」,這樣便排除了任何成見,表現了柏克萊人的新概念和開明。

  ①:索爾·貝樓(SaulBwllow),猶太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還來說我的醫生丹尼斯。我只憑他姓氏給我的良好印象而選擇了他。一陣我失眠惡化,我來到他的診所。他和其他五個醫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築外體,看去這個醫生的小集體在時尚和審美上是十分老實的。走進去,護士請我到丹尼斯的一間檢查室裡等候。屋裡基本是禿的,沒有裝飾。看來丹尼斯醫生有個細膩名字的同時還有個求實精神。

  我坐在那兒等丹尼斯醫生的出現。不覺也就順便想像他的模樣、性情,一定是位細緻而溫存的男性,中年,卻未超重。總之是很「常務」的醫生,有種主婦的周到入微,安詳體貼;總之是溫文爾雅,同丹尼斯這姓氏不差太遠的……正想得緊張,門「砰」地打開,一個拄雙拐的老爺子在門口站立,一條腿裹著粗大的石膏,腳也被繃帶纏得很大一坨。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於是石膏、繃帶、兩隻加金屬的木拐,連同那灰濛濛的耷拉著的白大褂使這老爺子每一動作都拖泥帶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醫生的另一位候診者了,便立刻站起,騰椅子給他。卻聽一個大嗓門說:「我們哪裡不對勁?」這大嗓門竟屬￿這老頭兒。他看看有七十好幾,聽聽卻不老不殘。我一時愣著,掛一個無利無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麼就成了「我們」。

  老頭兒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調整好了,空出一隻手,伸給我:「丹尼斯。」

  我這個很會見風使舵的人居然會如此失教養的木訥,令我事後很悔。我儘量以柏克萊的「無歧視」精神來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於失望過度而沒了力氣。他像是根本沒看見我隨時有可能找藉口溜走,然後馬上打電話請保險公司把我從丹尼斯老頭的監護下挪出來。隨便誰,愛誰是誰,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衝突和沮喪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問。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種雜技平衡鶴立著,把我的回答記錄下來。在一本黃顏色帶格的信紙上畫著字,為將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寫得大而疏鬆。很快就寫下去半個本子。其間他告訴我他如何出了車禍,手術如何完美。然後他強調地說:「你知道嗎?我是個退休軍醫。」原來他的大嗓門和大動作都是軍旅作風。

  我不自覺地對老醫生感興趣起來。因為我也是個退伍上尉,也因為他怎麼看怎麼不像個醫治別人的人。不多久問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說:「睡不著覺?」我說失眠有十來年了。他立刻問:「想過自殺嗎?」我連忙搖頭,心想,真想過也不能告訴你。

  老醫生認為不想自殺就是不大要緊的失眠。他說:「我給你個處方吧——睡覺前做愛。」

  可以想像我當時的神色。我像看著個老年癡呆症患者。

  「做愛是最好的催眠藥。」他聲音響得馬路對面也聽見了。像是給大兵訓話,要不就像議員拉選票的演說。

  我壓著羞惱,保持臉部平靜,別讓人覺著我見識太短,連「做愛」作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國的頭幾年主要練一個本事:對任何詞匯、行為、概念都藏起大驚小怪的樣子。我認為對無論怎樣怪誕奇異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國式的「好樣兒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夠當代、不夠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當我從「自殺」和「做愛」兩個詞的精神餘震中復原時,見老軍醫已經在做結束就診的打點了。他合上筆記,把兩根拐杖在胳肢窩下擺舒服,大聲叫我到前臺去結帳並約定下次就診時間,他還挺自信,他這麼處理我,還坦坦地等著「下回」。

  我忙追問:「你給我開的藥呢?」

  他說:「我不是給你開了『做愛』嗎?」

  我的好脾氣撐不下去了,險些對他說:你還該回大兵營去,假如他們還收留你的話。我簡潔有力地說:「我來看你,是為了得到醫治,最起碼是得到好點的安眠藥。」

  「沒門兒!」他說,「我不會給你開安眠藥。越好的安眠藥越壞。」

  我說,沒有藥我今天是不會走的。既然我們都在軍營裡混過,我也就不考究語氣了。美國俗話:「做任何事都有一個正確方法和一個錯誤方法,還有用來區別對和錯的「軍隊方法」。我就用這軍隊方法從丹尼斯那裡逼來十顆藥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實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聲音雖依舊粗重,眼睛卻是自家姥爺式的,擔憂而心疼地瞅著我。他其實在說這樣的潛語:「你要乖點,曉得好歹,孩子。」

  後來我先生去他那裡做例行體檢,回來就說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檢時他自言自語地說「你該為你的運氣而高興。我手指頭特細,遠近聞名的細——好多人慕名而來請我做肛檢呢!」

  在一次朋友聚會時,碰巧有個醫生,他聽說丹尼斯任我們的家庭醫生時,說:「啊,他還活著!」

  但我覺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賣老的出口粗魯,在治病上還是無可挑剔的。只是他對安眠藥的軍閥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著他說半天有關他孫子孫女的趣聞,才討得幾顆藥片。他總說:「安眠藥不是糖豆兒,你給我記清了。」

  我還是決定辭掉丹尼斯。之後我投奔過兩三個家庭醫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進入舊金山的「失眠中心」。給我診斷的失眠專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學家)對我一面搖頭一面說:「假如你那些家庭醫生在給你開安眠藥時不那麼慷慨,你的失眠不會惡化到今天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藥上對我的嬌縱,是這病的真正誘因之一,是醫生們圖在我這裡找點清靜,圖省事,也就是不夠負責使然。

  我這才頓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給我一張安眠藥處方時,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開醫生名冊,卻不見他的名字了。我不知這回他從哪個意義上退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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