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20)_閻真

二〇

　　▼十一

　　見到遜克利爾把獎學金的事最後定了下來，但見面時的尷尬我事後還心虛了好久。走進辦公室的時候，遜克利爾從安樂椅上轉過身來，我按照思文在門外交待的，說：「Nice to meet you.」

　　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發要我們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發的邊沿坐了，欠著點身子，似乎這樣就能表示一點謙卑，對自己的資格不足有點彌補。思文跟他說話，說得很快聽不明白。我竭力想去聽懂，又裝作明白了似的不斷微微點頭。遜克利爾兩個指頭不停地在桌面上敲著，目光轉向我的時候，進去的雙眼像是在很遠的地方審視我，我鼓了勇氣堅持著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開，仍然點頭微笑。牆上那幅東方仕女圖，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買的，不知思文什麼時候送給了他。我裝著去看那幅圖避開遜克利爾的目光，怕點頭點不到點子上。思文說話時很快地夾了一句中文：「別看著別的地方。」

　　又把英文很快地說下去，眼睛並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過來看著遜克利爾，點頭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機會以為聽懂了，插問了一句，問原來那個得獎學金的人還會不會來？思文挨著我腳的那只腳用了點勁給我一個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話。遜克利爾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飛快地簽了名遞給我，一邊吩咐什麼。我聽不懂但知道是告訴我獎學金的事，站起來雙手捧了，微笑著深深點頭，一邊說著Yes。

　　出了門我問思文碰我一下是什麼意思，她說：「我急得要跳！他剛說了那個人不會來了你又問。他說你聽力還是有問題，要我快幫你提高。」

　　我說：「讀小學我也許差不多，讀研究生！他以為英語幾個月就可以過關的！」

　　她說：「他又沒欠你的，你還抱怨他。」

　　我說：「怪只怪自己爭不了這口氣，還怪誰呢？拿了這份獎學金通知我心裡鉛球一樣墜沉沉的。」

　　她說：「怎麼辦你自己想好，該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腳下你自己去走。註冊就在這幾天了。千辛萬苦得來獎學金，你又猶豫了。」

　　我說：「真的我寧肯去做工。」

　　她說：「做工好啊，可誰要你呢，找工作你試也試過了。」

　　我心裡憋著氣默默走著，走到公路邊，在來來往往的小轎車喇叭聲掩護下，我沖著天空喊著：「它媽的它媽的它媽的！」

　　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掛著一絲嘲諷的笑意。我裝作沒有見，心裡卻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說：「反正就是這樣，你自己決定，不想讀書在家裡學幾個月英語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語反正要過關的，反正又不是沒有飯吃。」

　　我說：「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沒有餓死人這一說。」

　　心裡想著：「吃你的飯，這口飯我能咽得下去嗎？」

　　思文不再提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歸，我決心在註冊之前再掙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學校，我就去買份報紙，看上面的招聘廣告。看了三天有幾個稍微沾點邊的，我鼓了勇氣打電話過去，又結結巴巴講不清楚。放下電話我就跟自己生氣，對了鏡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種種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鏡子裡的影子，手指一點一點的，在心裡罵那影子是豬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勢要唾。罵了自己又傷心起來，幾乎要落淚，閉了眼強忍住了。還有兩次，通話後我說要找工作，對方說了些什麼我根本聽不懂，沒等說完就把電話掛了，心裡象做了賊似的跳得厲害。又想像那邊的人拿了電話筒在發怔、生氣，覺得自己還有點用，能夠害人，又偷偷地笑。

　　想來想去唯一的出路還是找中國餐館，就把電話簿上中國餐館的地址抄了滿滿一張紙，標了東南西北幾個方向，騎車過去挨家去問。有時推門進去，應待小姐以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來引我入座，我連忙申明是來找工作的，馬上就收了笑臉，淡淡地往裡面一指。這時我心裡象被鈍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隱隱作痛。心想，我是來找工作的，又不是來討飯的，恨恨的想踏這些香港臺灣來的小姐一腳，罵一聲「狗」，又不漂亮，傲什麼傲呢。那種神態一次次打擊了我最後一點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來是一件討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絕我都羞愧得無地自容，覺得自己一錢不值，根本就不配來問什麼工作，也不配在這個世界上活什麼命。

　　有一家老闆會說國語，問我會不會炒菜，我回答說會。他見我回答不堅決，很和氣的一笑說：「跟家裡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館做過大廚沒有？」

　　我只好說沒有。他告訴我，他的一個廚師下個月去多倫多，想招一個新的。我厚了臉皮說：「讓我試行嗎，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說二話。」

　　他說：「冒不起這個險呀，顧客一次沒吃好就再不回頭了，中國餐館太多了。」

　　我看他好說話，問他要不要豆芽。他說有人送了，要我留了電話號碼，下次要了打電話給我。我說聲謝謝準備走，他說：「不忙坐會嘛。」

　　又問我在國內幹什麼，我說：「教書的。」

　　他說：「同行，同行！」

　　我以為他是臺灣人，他告訴我是上海人，姓顧，都來有九年了。又說：「聽說國內變化很大，九年沒回去，也不知上海怎麼樣了。」

　　我說：「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麼樣子，這次在上海上飛機看了，很繁華的。」

　　他眼睛向上翻著，似乎在想像著上海的繁華，自言自語說：「該回去一次了。」

　　我想跟他拉拉關係留條後路，乾脆多呆一會，說：「你當老闆了，回去威風很大呢，現在國內摸著外字的邊就吃香，什麼時候你也回去把威風抖一抖。」

　　他說：「有這麼個理想，過幾年吧。」

　　我說：「你們回去還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

　　他說：「走不開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著，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點晚上十二點。No choice 。」

　　我說：「要是我有這賺錢的機會，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也可以，有錢賺了還睡什麼覺！」

　　他又問我住在哪裡，我告訴他是鮮水路二十一號，他驚奇地說：「是嗎？九年前我剛來就住在那裡，八二年博士畢了業才搬走。」

　　我有點激動說：「那春夏秋冬的年曆畫是你貼的？」

　　他說：「山水畫，還在嗎？都六年了！」

　　又搖搖頭，「六年了，六年了。」

　　我說：「大陸第一個來紐芬蘭留學的就是你？」

　　他說：「是啊是啊。」

　　我說：「你都讀了博士還幹這個？」

　　他說：「幹這個不好？有錢就好。」

　　他告訴我他夫妻倆都是文革中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的，學量子化學。他在這裡拿了博士學位卻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學比他差，因為是白人，畢業就留校工作了。講到這裡他一笑說：「現在他們都當教授了，不過我賺的比他還多。當時我那個氣啊，不公平！又掙扎著找了一年，放不下那個事業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業是什麼，說到底不就是活得好點嗎？活得好不就是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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