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25)_楊絳

二五

　　§（十）

　　解放後，中國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國。不過我們夫婦始終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我們也一貫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們夫婦得到清華母校的聘請，於八月廿四日攜帶女兒，登上火車，廿六日到達清華，開始在新中國工作。

　　鐘書教什麼課我已忘記，主要是指導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為按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校同當專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鐘點計工資，工資很少。我自稱「散工」。後來清華廢了舊規，系主任請我當專任，我卻只願做「散工」。因為我未經改造，未能適應，借「散工」之名，可以逃會。婦女會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不是家庭婦女。教職員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沒有專職，只是「散工」。我曾應系裡的需要，增添一門到兩門課，其實已經夠專任的職責了，但是我為了逃避開會，堅持做「散工」，直到「三反運動」。

　　圓圓已有學名錢瑗。她在爺爺發現「讀書種子」之前，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女孩子。我們「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為學名。她離上海時，十二周歲，剛上完初中一年級。她跟父母上火車，一手抱個洋娃娃，一手提個小小的手提袋，裡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縫製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裡有幾兩黃金，她小心抱著，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華後，她打算在清華附中上學，可是學校一定要她從一年級讀起。我看到初中學生開會多，午後總開會。阿瑗好不容易剛養好病，午後的休息還很重要，我因此就讓她休學，功課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幫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記學生分數之類。她常會發現些爸爸沒看到的細事。例如某某男女學生是朋友，因為兩人的課卷都用與眾不同的紫墨水。那兩人果然是一對朋友，後來結婚了。她很認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鐘書到清華工作一年後，調任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住在城裡，週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選翻譯委員會的領導是徐永煥同志，介紹鐘書做這份工作的是清華同學喬冠華同志。事定之日，晚飯後，有一位舊友特雇黃包車從城裡趕來祝賀。客去後，鐘書惶恐地對我說：「他以為我要做『南書房行走』了。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無功無過」，他自以為做到了。饒是如此，也沒有逃過背後紮來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檔案裡的材料上了大字報，他還不知自己何罪。有關這件莫須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紀事》及《幹校六記》裡都提到了。我們愛玩福爾摩斯。兩人一起偵探，探出並證實誣陷者是某某人。鐘書與世無爭，還不免遭人忌恨，我很憂慮。鐘書安慰我說：「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隨心。」鐘書的話沒錯。這句話，為我增添了幾分智慧。

　　其實，「忌」他很沒有必要。鐘書在工作中總很馴良地聽從領導；同事間他能合作，不冒尖，不爭先，肯幫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煥同志領導下工作多年，從信賴的部下成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領導下選注唐詩，共事的年輕同志都健在呢，他們准會同意我的話。鐘書只求做好了本職工作，能偷工夫讀他的書。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時間，這是他最珍惜的。我覺得媒孽都倒是無意中幫了他的大忙，免得他榮任什麼體統差事，而讓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園地」。

　　鐘書住進城去，不囑咐我照管阿瑗，卻囑咐阿瑗好好照管媽媽，阿瑗很負責地答應了。

　　我們的老李媽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對我說：「媽媽，該撮煤了。煤球裡的貓屎我都摳乾淨了。」她知道我決不會讓她撮煤。所以她背著我一人在雪地裡先把白雪覆蓋下的貓屎摳除乾淨，她知道媽媽怕摸貓屎。可是她的嫩指頭不該著冷，鐘書還是應該囑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幾分低燒，我逼她早睡，她不敢違拗。可是她說：「媽媽，你還要到溫德家去聽音樂呢。」溫德先生常請學生聽音樂，他總為我留著最好的座位，挑選出我喜愛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說：「我自己會去。」

　　她遲疑了一下說：「媽媽，你不害怕嗎？」她知道我害怕，卻不說破。

　　我擺出大人架子說：「不怕，我一個人會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沒睡。

　　我一人出門，走到接連一片荒地的小橋附近，害怕得怎麼也不敢過去。我退回又向前，兩次、三次，前面可怕得過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還醒著。我只說「不去了」。她沒說什麼。她很乖。

　　說也可笑，阿瑗那麼個小不點兒，我有她陪著，就像鐘書陪著我一樣，走過小橋，一點也不覺得害怕。鐘書囑咐女兒照看媽媽，還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學，就脫離了同學。但是她並不孤單，一個人在清華園裡悠游自在，非常快樂。她在病床上寫的《我們仨》裡，有記述她這種生活的章節，這裡我不重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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