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18)_楊絳

一八

　　§（五）

　　我們出國乘英國郵船二等艙，伙食非常好。回國乘三等艙，伙食差多了。圓圓剛斷奶兩個月，船上二十多天，幾乎頓頓吃土豆泥。上船時圓圓算得一個肥碩的娃娃，下船時卻成了個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當時疏忽，沒為她置備些奶制品，輔佐營養。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壯壯，到上海她不胖不壯了。

　　鐘書已有約回清華教書，我已把他的書本筆記和衣物單獨分開。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聯大（清華當時屬西南聯大）。他隻身遠去，我很不放心。圓圓眼看著爸爸坐上小渡船離開大船，漸去漸遠，就此不回來了，她直發呆。她還不會說話，我也無法和她解釋。船到上海，我由鐘書的弟弟和另一親戚接到錢家。我們到辣斐德路錢家，已是黃昏時分。我見到了公公（我稱爹爹）、婆婆（我稱唔娘）、叔父（我稱小叔叔）、嬸母（我稱四嬸嬸），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圓圓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這時突然面對一屋子生人，而親人又只剩了媽媽一個，她的表現很不文明。她並不撲在媽媽身上躲藏，只對走近她的人斬絕地說「nonnon！」（我從未教過她法語），然後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頭（我也從不知道她會卷小舌頭）。這大概是從「對門太太」處學來的，或是她自己的臨時應付。她一歲零三個多月了，不會叫人，不會說話，走路只會扶著牆橫行，走得還很快。這都證明我這個書呆子媽媽沒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稱作「打花舌頭」，覺得新奇，叫她再「打個花舌頭」，她倒也懂，就再打個花舌頭。不過，她原意是示威，不是賣藝，幾天以後就不肯再表演，從此她也不會「打花舌頭」了。錢家的長輩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給她換上軟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從小聽到的語言，父母講的是無錫話，客人講國語，「對門太太」講法語，輪船上更是嘈雜，她不知該怎麼說話。但是沒過多久，她聽了清一色的無錫話，很快也學會了說無錫話。

　　我在錢家過了一夜就帶著圓圓到我爸爸處去，見了爸爸和姐妹等。圓圓大約感覺到都是極親的人，她沒有「吼」，也沒喊「nonnon」。當時，錢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難避居上海孤島，居處都很逼仄。我和圓圓有時擠居錢家，有時擠居爸爸家。

　　鐘書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後，曾回上海省視父母，並送爹爹上船（由吳忠匡陪同前往藍田師院），順便取幾件需要的衣物。他沒有勾留幾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我有個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飛路來德坊，她丈夫在內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適，就把她住的三樓讓給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二樓。她的媽媽（我的三姨媽）住在她家四樓。

　　我爸爸搬家後，就接我和圓圓過去同住。我這才有了一個安身之處。我跟著爸爸住在霞飛路來德坊，和錢家住的辣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帶著圓圓，到錢家去「做媳婦」（我爸爸的話）。

　　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因蘇州已淪陷，振華的許多學生都逃難避居上海，她抓我幫她在孤島籌建分校。同時，我由朋友介紹，為廣東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師，教高中一年級的全部功課（包括中英文數理等——我從一年級教到三年級畢業）。我常常一早出門，飯後又出門，要到吃晚飯前才回家。

　　爸爸的家，由大姐姐當家。小妹妹楊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歸。家有女傭做飯、洗衣、收拾，另有個帶孩子的小阿姨帶圓圓。小阿姨沒找到之前，我爸爸自稱「奶公」，相當於奶媽。圓圓已成為爸爸家的中心人物。我三姐姐、七妹妹經常帶著孩子到爸爸家聚會，大家都把圓圓稱作「圓圓頭」（愛稱）。

　　圓圓得人憐，因為她乖，說得通道理，還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出過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後腸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壞肚子。只要我告訴她什麼東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著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邊玩，大家都習以為常了。一次，我的闊學生送來大簍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聽著看著都會覺得好吃。圓圓從沒吃過。可是我不敢讓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邊玩。忽見她過來扯扯我的衣角，眼邊掛著一滴小眼淚。吃的人都覺得慚愧了。誰能見了她那滴小眼淚不心疼她呢。

　　這年（一九三九年）暑假，鐘書由西南聯大回上海。辣斐德路錢家還擠得滿滿的。我爸爸叫我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裡，騰出房間讓鐘書在來德坊過暑假。他住在爸爸這邊很開心。

　　我表姊的妯娌愛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來語去。我大姐姐聽到吵架，就命令我們把臥房的門關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鐘書耳朵特靈，門開一縫，就能聽到全部對話。婆媳都口角玲瓏，應對敏捷。鐘書聽到精彩處，忙到爸爸屋裡去學給他們聽。大家聽了非常欣賞，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鐘書雖然住在來德坊，他每晨第一事就是到辣斐德路去。當時，籌建中的振華分校將近開學。我的母校校長硬派我當校長，說是校董會的決定。她怕我不聽話，已請孟憲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為其難，像爸爸形容的那樣「狗耕田」。開學前很忙，我不能陪鐘書到錢家去。

　　有一天，鐘書回來滿面愁容，說是爹爹來信，叫他到藍田去，當英文系主任，同時可以侍奉父親。我認為清華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滿一年，憑什麼也不該換工作。鐘書並不願意丟棄清華的工作。但是他媽媽、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張他去。他也覺得應當去。我卻覺得怎麼也不應當去，他該向家人講講不當去的道理。

　　我和鐘書在出國的輪船上曾吵過一架。原因只為一個法文「bon」的讀音。我說他的口音帶鄉音。他不服，說了許多傷感情的話。我也盡力傷他。然後我請同船一位能說英語的法國夫人公斷。她說我對、他錯。我雖然贏了，卻覺得無趣，很不開心。鐘書輸了，當然也不開心。常言：「小夫妻船頭上相罵，船杪上講和。」我們覺得吵架很無聊，爭來爭去，改變不了讀音的定規。我們講定，以後不妨各持異議，不必求同。但此後幾年來，我們並沒有各持異議。遇事兩人一商量，就決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們沒有爭吵的必要。可是這回我卻覺得應該爭執。

　　我等鐘書到了錢家去，就一一告訴爸爸，指望聽爸爸怎麼說。可是我爸爸聽了臉上漠無表情，一言不發。我是個乖女兒。爸爸的沉默啟我深思。我想，一個人的出處去就，是一輩子的大事，當由自己抉擇，我只能陳說我的道理，不該干預；尤其不該強他反抗父母。我記起我們夫婦早先制定的約，決計保留自己的見解，不勉強他。

　　我抽空陪鐘書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邊，我好像一頭撞入天羅地網，也好像孫猴兒站在如來佛手掌之上。他們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壓力，使鐘書沒有開口的餘地。我當然什麼也沒說，只是照例去「做媳婦」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難堪的臉色，嘗到難堪的沉默。我對鐘書只有同情的份兒了。我接受爸爸無語的教導，沒給鐘書增加苦惱。

　　鐘書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辦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辦事，有時還到老遠的地方找人。我曾陪過他一兩次。鐘書在九月中旬給清華外語系主任葉公超先生寫了信，葉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藍田師院的新同事結伴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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