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順姐的「自由戀愛」(3)

順姐的「自由戀愛」(3)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訴。我擺出大量事實，都證據確鑿，一目了然。擺出了這些事實，道理不講自明。中級法院駁回大小姐的原訴，判定順姐的子女沒有義務還債；但如果出於友愛，不妨酌量對他們的姐姐給些幫助。

　　我看了中級法院的判決，十分愜意，覺得吐了一口氣。可是順姐並不喜形於色。我後來猜想：順姐為這事，一定給大小姐罰跪，吃了狠狠的一頓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並不感謝她。他們自願每月貼大姐一半工資。

　　我設身處地，也能體會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駡順姐：「我們好好一個家！偏有你這個死不要臉的賤丫頭，眼睛橫呀橫的，扁著身於擠進我們家來。你算掙氣，會生兒子！我媽媽在封建壓力下，把你的子女當親生的一般撫養，你還不心足？財產原該是我的，現在反正大家都沒有了，你倒把陳年宿帳記得清楚？」

　　不記得哪個節日，順姐的兒女到我家來了。我指著順姐問他們：「她是你們的生身媽媽，你們知道不知道？」

　　他們愕然。他們說不知道。能不知道嗎？我不能理解。但他們不知道，順姐當然不敢自己說啊。

　　順姐以後曾說，要不是我當面說明，她的子女不會認她做媽。可思順姐仍然是個「么么」。直到文化大革命，順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給趕回家鄉，順姐的「姐姐」去世，順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稱「媽媽」。不過這是後話了。

　　順姐日夜勞累，又不得睡覺，腿上屈曲的靜脈脹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協和醫院理療，果然有效。順姐覺得我花了冤錢，重活兒又不是我家給她幹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賣命。結果，原來需要的一兩個療程延伸到兩三個療程才見效。我說理療當和休息結合，她怎麼也聽不進。

　　接下就來了「文化大革命」。院子裡一個「極左大娘」叫順姐寫我的大字報。順姐說：寫別的太太，都可以，就這個太太她不能寫。她舉出種種原因，「極左大娘」也無可奈何。我陪鬥給剃了半個光頭（所謂陰陽頭），「極左大娘」高興得對我們鄰居的阿姨說：「你們對門的美人子，成了禿瓢兒了！公母倆一對禿瓢兒！」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說：「這個年頭兒，誰都不知道自己怎樣呢！」順姐把這話傳給我聽，安慰我說：「到這時候，你就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不過，還是好人多呢。」我常記著她這句話。

　　紅衛兵開始只剪短了我的頭髮。順姐為我修齊頭髮，用爽身粉撣去頭髮楂子，一面在我後頸和肩背上輕輕摩挲，摩挲著自言自語：

　　「『他』用的就是這種爽身粉呢。藍腰牌，就是這個牌子呢。」

　　大約她聞到了這種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當時雖然沒有心情喜笑，卻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從前聽她自稱「我們是自由戀愛」，覺得滑稽，這時我只有憐憫和同情了。

　　紅衛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戶都教她控訴她家的大小姐。順姐事先對我說：「趕下鄉去勞動我不怕，我倒是喜歡在地裡勞動。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塊兒。」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紅衛兵去造反，她出來侃侃而談，把順姐一把拖下水。結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媽媽，連同順姐，一齊給趕回家鄉。順姐沒有控訴大小姐，也沒為自己辯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難免成為牛鬼蛇神，乘早把順姐的銀行存單交還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邊，別給家人知道，存單的帳號我已替她記下，存單丟失也不怕，不過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兒子（她兒子忠厚可靠，和順姐長得最像）。我下幹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說「全家都給轟走了」。我和順姐失去了聯繫。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個女孩子從我後面竄出來，叫一聲「錢姨媽」。我回臉一看，原來是順姐的小女兒，她畢業後沒升學，分配在工廠工作。據說，他們兄妹三況都在工作的單位寄宿。我問起她家的人，說是在鄉下。她沒給我留個地址就走了。

　　我從幹校回京，順姐的兩個女兒忽來看我，流淚說：她們的媽病得要死了，「那個媽媽」已經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時，他們兄妹三個都已結婚。我建議她們姐妹下鄉去看看（因為她們比哥哥容易請假），如有可能，把她們的媽接回北京治病。她們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湊了錢（我也搭一份），由她們姐妹買了許多贈送鄉村幹部的禮品，回鄉探母。不久，她們竟把順姐接了出來。順姐頭髮全都灰白了，兩目無光，橫都不橫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車推著到我家。她當著兒女們沒多說話。我到她住處去看她，當時家裡沒別人，經我盤問，才知道她在鄉間的詳細情況。

　　大小姐一到鄉間，就告訴村幹部順姐有很多錢。順姐只好拿出錢來，蓋了一所房子，置買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塊地，順姐下地勞動，養活家裡人。沒多久，「姐姐」投水自盡了，大小姐逃跑幾次，抓回來又溜走，最後她帶著女兒跑了，在各地流竄，撩下個兒子給順姐帶。順姐幹慣農活，交了公糧，還有餘裕，日子過得不錯。只是她舊病復發，子宮快要脫落，非醫治不可。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禮品，她兩個女兒也表現特好。雖然從沒下過鄉，居然下地去勞動。順姐把房子連同家具半送半賣給生產隊，把大小姐的兒子帶回北京送還他父親。村幹部出一紙證明，表揚順姐勞動積極，樂於助人等等。

　　順姐在鄉間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詫怪說：「我們都翻了身，你怎麼倒翻下去了呢？」村幹部也承認當初把她錯劃了階級，因為她並非小老婆，只是個丫頭，當地人都知道的。這個地主家有一名轎夫、一名廚子還活著，都可作證。「文革」中，順姐的大女兒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轉業。兒子由同一緣故，未得申請入黨。兒女們都要為媽媽要求糾正錯劃，然後才能把她的戶口遷回北京。

　　他們中間有「筆桿子」，寫了申請書請我過目。他們筆下的順姐，簡直就是電影裡的「白毛女」。順姐對此沒發表意見。我當然也沒有意見。他們為了糾正錯劃的階級，在北京原住處的居委和鄉村幹部兩方雙管齊下，送了不少「人事」。兒子女兒還特地回鄉一次。但事情老拖著。村幹部說：「沒有問題，只待外調，不過一時還沒有機會。」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滿口答應，說只需到派出所一談就妥。我懷疑兩方都是受了禮物，空口敷衍。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事情還是拖延著。街道上那位大娘給人揭發了受賄的劣跡；我也看到村裡一個不知什麼職位的幹部寫信要這要那。順姐進醫院動了手術，病癒又在我家幹活。她白花了兩三年來攢下的錢，仍然是個沒戶口的「黑人」。每逢節日，街道查戶口，她只好聞風躲避。她歎氣說：「人家過節快活，就我苦，像個沒處藏身的逃犯。」

　　那時候我們住一間辦公室，順姐住她兒子家，每天到我家幹活，早來晚歸。她一天早上跑來，面無人色，好像剛見了討命鬼似的。原來她在火車站附近看見了她家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說，不要緊，北京地方大，不會再碰見。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裡，揪住順姐和她吵鬧，怪她賣掉了鄉間的房子家具。她自己雖是「黑人」，卻毫無顧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順姐，要找她還帳。派出所就到順姐兒子家去找她。順姐是積威之下，見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來不及的機關。可是逼到這個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來自衛了。鄉間的房子是她花錢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備的，「老太婆」的遺產她分文未取，因為「剝削來的財物她不要」。順姐雖然鈍口笨舌，只為理直氣壯，說話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對質，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瞭解和同情。順姐轉禍為福，「黑人」從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於恢復戶籍了。反正她在我們家，足有糧食可吃。到「四人幫」下臺，她不但立即恢復戶籍，她錯劃的階級，那時候也無所謂了。

　　我們搬入新居，她來同住，無憂無慮，大大發福起來，人人見了她就說她「又胖了」。我說：「順姐，你得減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說：「不行呢，我是餓怕了的，我得吃飽呢！」

　　順姐對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愛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訴我，她隨母逃荒出來，曾在別人家當丫頭，可是她都不樂意，她最喜歡這個地主家，因為那裡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夥的丫頭每逢過節，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飽，睡覺醒來還暈頭暈腦，一身酒氣，不免討打，可是她很樂。

　　原來她就是為貪圖這點「享受」，「自由戀愛」了。從此她喪失了小丫頭所享受的那點子快活自在，成了「么么」。她說自己「覺悟了」，確也是真情。

　　她沒享受到什麼，身體已壞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連天不想吃東西。我急了。我說：「順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麼？」

　　她認真想了一下，說：「我想吃個『那交』（辣椒）呢。」

　　「生的？還是幹的？」

　　「北陽臺上，泡菜罎子裡的。」

　　我去撈了一隻最長的紅辣椒，她全吃下，說舒服了。不過那是暫時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醫院。這回是割掉了膽囊。病癒不到兩年，曲張的靜脈裂口，流了一地血。這時她家境已經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現在她的兒女輩都工作順利，有的是廠長，有的是經理，還有兩個八級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錯劃；她得到落實政策，飛往國外去了。順姐現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時過節，總做些我愛吃的菜肴來看望我。稱她「順姐」的，只我一人了。也許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戀愛」；只我一人，領會她「我也覺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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