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客氣的日本人

客氣的日本人

　　抗戰後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淪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夢裡，或將睡未睡、將醒未醒的時候，常會聽到沉重的軍靴腳步聲。我們驚恐地悄悄說：「捉人！」說不定哪一天會輪到自己。

　　朋友間常談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門路的人就教我們，一旦遭到這類事，可以找某某等人營救；受訊時第一不牽累旁人，同時也不能撒謊。回答問題要爽快，不能遲疑，不能吞吞吐吐，否則招致敵人猜疑。謊話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說的儘量巧妙地隱瞞。

　　那時默存正在寫《談藝錄》。我看著稿子上塗改修補著細細密密的字，又夾入許多紙條，多半是毛邊紙上用毛筆寫的。我想這部零亂的稿子雖是學術著作，卻經不起敵人粗暴的翻檢，常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間，一天上午九十點鐘，默存已到到學校上課。我女兒圓圓幼年多病，不上學，由我啟蒙，這時正在臥房裡做功課。我們的臥房是個亭子間，在半樓梯。樓下挨廚房的桌上放著砧板，攤著待我揀挑的菜——我正兼任女傭，又在教女兒功課。忽聽得打門聲，我就去應門；一看二位來客，覺得他們是日本人（其實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朝鮮人，上海人稱為「高麗棒子」）；我忙請他們進來，請他們坐，同時三腳兩步逃上半樓梯的亭子間，把一包《談藝錄》的稿子藏在我認為最妥善的地方，隨即斟了兩杯茶送下去——倒茶是為藏稿子。

　　他們問：「這裡姓什麼？」

　　「姓錢。」

　　「姓錢？還有呢？」

　　「沒有了。」

　　「沒有別家？只你們一家？」

　　「只我們一家。」

　　他們反復盤問了幾遍，相信我個是撒謊，就用日語交談，我聽個懂。

　　「有電話嗎？」

　　我告訴他們電話在半樓梯（我們臥房的門口）。我就站在桌子旁邊揀菜。

　　叔父在三樓，聽日本人用日本話打電話，就下樓來，他走到我身邊，悄聲說：

　　「他們是找你。我看見小本子上寫的是楊絳。你還是躲一躲吧。」

　　我不願意躲，因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閱歷有識見的人，他叫我躲，我還是聽話。由後門出去，走幾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訴叔父「我在五號」，立即從後門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歲，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帶著個女傭住一間底層的大房間，我從小喜歡她，時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見了我很高興，說她恰恰有幾個好菜，留我吃飯。她怕我家裡有事，建議提早吃飯。我和她說說笑笑閒聊著等吃飯。飯菜有炒蝦仁、海參、蹄筋之類。主人殷勤勸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飯。我怕嚇著老人，一字未提家有日本人找，不過一向和她說笑，心上直掛念著該怎麼辦。

　　飯後，她叫我幫她繞毛線。我一面繞，一面閑閑地說起：家裡有日本人找我呢，我繞完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驚說：「啊呀！你怎麼沒事人兒似的呀？」

　　我說：「不要緊的，我怕嚇了你。」

　　正說著，九弟（默存的堂弟）跑來了。他說：「日本人不肯走，他們說嫂嫂不回去，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帶走。」

　　「我知道這是叔父傳話，忙說：『我馬上回來。你在大門口附近等著宣哥（默存），叫他別回家，到陳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機靈可靠，托他的事准辦到。」

　　我想：溜出門這半天了，怎麼交代呢。一眼忽見一籃十幾個大雞蛋，就問主人借來用用，我提著籃子，繞到自己家大門口去敲門。我婆婆來開門。她嚇得正連聲嚷氣，見了我惶急說：「你怎麼來了？」我偷偷兒對她擺手，一面大步往裡走，一面大聲說：「我給你買來了新鮮大雞蛋！又大又新鮮！」說著已經上樓，到了亭子間門口。只見圓圓還坐在小書桌橫頭，一動不動，一聲不響。櫃子和書桌抽屜裡的東西部倒翻在書桌上、床上和櫃子上。那「高麗棒子」回身指著我大聲喝問：「楊絳是誰？」

　　我說：「是我啊。」

　　「那你為什麼說姓錢？」

　　「我嫁在錢家，當然姓錢啊！」

　　我裝出恍然大悟的樣兒說：「原來你們是找我呀？咳！你們怎麼不早說？」我把籃子放在床上，抱歉說：「我婆婆有胃病，我給她去買幾個雞蛋——啊呀，真對不起你們兩位了，耽擱了你們這麼多時間。好了，我回來了，我就跟你們走。」

　　日本人拿出一張名片給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貝當路日本憲兵司令部。

　　我說：「好吧，我跟你們一起去！」

　　日本人說：「這會兒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點，你來找我。」

　　我問：「怎麼找呢？」

　　「你拿著這個名片就行。」他帶著「高麗棒子」下樓。我跟下去，把他們送出大門。

　　據家裡人講，我剛溜走，那兩個客人就下樓找「剛才的婦女」。他們從電話裡得知楊絳是女，而我又突然不見，當然得追究。我婆婆說「剛才的婦女」就是她。她和我相差二十三歲，相貌服裝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們隨即到我屋裡去搜查，一面追問圓圓，要她交代媽媽哪裡去了。圓圓那時八歲，很乖，隨那兩人嚇唬也罷，哄騙也罷，她本無表情，百問不一答。

　　日本人出門之後，家裡才擺上飯來。我婆婆已嚇得食不下嚥。我卻已吃了一餐好飯，和默存通過電話，他立即回家。他也吃過飯了。我把散亂在桌上、櫃上和床上的東西細細揀點，發現少了一本通信錄，一疊朋友寄我的剪報，都是宣傳我編的幾個劇本的，還有劇團演員聯名謝我的一封信。這個劇團的演員都很進步，我偶去參觀他們排演，常看到《四大家族》之類的小冊子。不過他們給我的信上並沒有任何犯禁的話。他們都是名演員，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

　　那時候李健吾先生已給日本憲兵司令部拘捕多時，還未釋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大約為了有關話劇的問題，很可能問到李先生。那麼，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鄉又同學，才由她認識了李先生（其實，我是由陳瑞麒先生而認識李先生的）。

　　聽略有經驗的人說，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寫一份表格，寫明自己的學歷、經歷等等。最關鍵的部分是社會關係。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們手裡，不妨把通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幾個，反正她們是絕無問題的；李太太的名字當然得填上。至於話劇界的人，導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劇團的頭兒也是廣告上常見的。如果問到，我只說個名字，有關他們的事，我和他們沒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準備考試一般，把自己的學歷經歷溫習一下，等著明天去頂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著了。半夜醒來，覺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沒有什麼辦法，就把準備回答的問題在心上複習一遍，又閉目入睡。我平時不善睡，這一晚居然睡得相當平靜。

　　明早起來，吃完早點就準備出門。穿什麼衣服呢？不能打扮，卻也不能肋脦。我穿一身半舊個新的黑衣黑鞋，拿一隻黑色皮包。我聽說日本人報復心很強。我害他們等了我半天，就準備他們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費時間，也免得流露出個安的情緒，所以帶本書去看看。我不敢帶洋書，帶了一本當時正在閱讀的《杜詩鏡銓》。那是石印的線裝書，一本一卷，放在皮包裡大小正合式。我告訴家裡：上午別指望找能回家，如果過了一夜個歸，再設法求人營救。我雇了一輛三輪到日本憲兵司令部。

　　到那裡還早十多分鐘。我打發了三輪，在乾淨而清靜的人行道上慢慢兒走了一個大來回，十點前三分，我拿著荻原大旭的名片進門。

　　有人指點我到一間大教室似的屋裡去。裡面橫橫豎停擺著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男女老少各等各樣的人都在那兒等待。我找個空座坐下，拿出書來，一門心思看書。不到半小時，有人來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裡去。那人把我領到一間乾淨明亮的小會客室裡，長桌上鋪著白桌布，沙發上搭著白紗巾，太陽從白紗窗簾裡漏進來。那人讓我坐在沙發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甲吃施恩家送的酒飯一樣，且享受了目前再說，就拿出書來孜孜細讀。

　　我恰好讀完一卷，那日本人進來了。我放下書站起身。他拿起我的書一看，笑說：

　　「杜甫的詩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寫，隨後有人送來了墨水瓶和鋼筆。我坐下當著這日本人填寫。填寫完畢，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還敷衍說：「巴黎很美啊。」

　　我說：「很美。」

　　他突然問：「誰介紹你認識李伯龍的？」（李伯龍是同茂劇團的頭頭）

　　我說：「沒人介紹，他自己找到我家來的。他要我的劇本。」（這是實情）

　　「現在還和他們來往嗎？」

　　「我現在不寫劇本，他們誰還來理我呢。」

　　忽然那「高麗棒子」闖進來，指著我說：

　　「為什麼你家人說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買雞蛋了嗎？」

　　「說你在蘇州。」

　　「是嗎？找父親剛去世，我是到蘇州去了一趟，不過早回來了。」

　　「可是他們說你在蘇州。」

　　「他們撒謊。」

　　「高麗棒子」厲聲喝問，「為什麼撒謊？」

　　我說：「害怕唄。」

　　日本人說：「以後我們還會來找你。」

　　我說：「我總歸在家——除非我出去買東西。我家沒有傭人。」

　　「高麗棒子」問「為什麼不用傭人？」

　　我簡單說：「用不起。」

　　我事後知道，他們找的是另一人，以為「楊絳」是他的化名。傳我是誤傳，所以沒什麼要審問的，他們只強調以後還要來找我。我說我反正在家，儘管再來找。審訊就完畢了。日本人很客氣地把我送到大門口。我回到家裡，正好吃飯。

　　朋友間談起這件事，都說我運氣好。據說有一位女演員未經審問，進門就挨了兩個大耳光。有人一邊受審問，一邊奉命雙手舉著個凳子不停地滿地走。李健吾先生釋放後講起他經受的種種酷刑，他說，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請他吃奶油蛋糕，吃飽以後，就把自來水開足龍頭，對著他嘴裡灌水，直灌到七竅流水，昏厥過去。我說，大概我碰到的是個很客氣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著眼說：「獲原大旭？他！客氣！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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