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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一 錢鍾書寫《圍城》

  錢鍾書在《圍城》的序裡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累」寫成的。我是「錙銖積累」讀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後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什麼,我就急切地等著看他怎麼寫。他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他給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動。後來他對這部小說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滿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過這是後話了。

  鍾書選注宋詩,我曾自告奮勇,願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注釋。可是在《圍城》的讀者裡,我卻成了最高標準。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裡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裡人物和情節的來歷。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注釋的,該是我了。

  看小說何需注釋呢?可是很多讀者每對一本小說發生興趣,就對作者也發生興趣,並把小說裡的人物和情節當做真人實事。有的乾脆把小說的主角視為作者本人。高明的讀者承認作者不能和書中人物等同,不過他們說,作者創造的人物和故事,離不開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感情。這話當然很對。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裡指出:創作的一個重要成分是想像,經驗好比黑暗裡點上的火,想像是這個火所發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但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創造的故事往往從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經驗。要從創造的故事裡返求作者的經驗是顛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經過創造,就好比發過酵而釀成了酒;從酒裡辨認釀酒的原料,大非易事。我有機緣知道作者的經歷,也知道釀成的酒是什麼原料,很願意讓讀者看看真人實事和虛構的人物情節有多大的距離,而且是怎樣的錯亂。許多所謂寫實的小說,其實是改頭換面地敘寫自己的經歷,提升或滿足自己的感情。這種自傳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自傳,實在是浪漫的紀實,不是寫實的虛構。而《圍城》卻是一部虛構寫實的小說,儘管讀來好像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其實全是創造。

  ①參看我的《事實—故事—真實》一文。

  《圍城》裡寫方鴻漸本鄉出名的行業是打鐵、磨豆腐,名產是泥娃娃。有人讀到這裡,不禁得意地大哼一聲說:「這不是無錫嗎?錢鍾書不是無錫人嗎?他不也留過洋嗎?不也在上海住過嗎?不也在內地教過書嗎?」有一位專愛考據的先生,竟推斷出錢鍾書的學位也靠不住,方鴻漸就是錢鍾書的結論更可以成立了。

  錢鍾書是無錫人,一九三三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上海光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國牛津留學,一九三七年得文學學士(B.Litt.)學位,然後到法國,入巴黎大學進修。他本想讀學位,後來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華大學聘他為教授。據那時候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友蘭先生來函說,這是破例的事,因為按清華舊例,初回國教書只當講師,由講師升副教授,然後升為教授。鍾書九十月間回國,在香港上岸,轉昆明到清華任教。那時清華已併入西南聯大。他父親原是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應老友廖茂如先生懇請,到湖南藍田幫他創建國立師範學院;他母親弟妹等隨叔父一家逃難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鍾書自昆明回上海探親後,他父親來信來電,說自己老病,要鍾書也去湖南照料。師範學院院長廖先生來上海,反復勸說他去當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親,公私兼顧。這樣,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〇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結伴回上海探親,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廣西到海防搭海輪到上海,準備小住幾月再回內地。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陳福田先生在秋季開學以後到上海相訪,約他再回聯大,錢鍾書沒有應聘。值珍珠港事變,他就淪陷在上海了。他寫過一首七律《古意》,內有一聯說:「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另一首《古意》又說:「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都是寄託當時羈居淪陷區的悵惘情緒。《圍城》是淪陷在上海的時期寫的。

  鍾書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華初識,一九三三年訂婚,一九三五年結婚,同船到英國(我是自費留學),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國,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國。我母親一年前去世,我蘇州的家已被日寇搶劫一空,父親避難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視老父,鍾書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當時我中學母校的校長留我在「孤島」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後上海淪陷,「分校」停辦,我暫當家庭教師,又在小學代課,業餘創作話劇。鍾書陷落上海沒有工作,我父親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他,我們就在上海艱苦度日。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大為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鍾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願。

  《圍城》是一九四四年動筆,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說:「兩年裡憂世傷生」,有一種惶急的情緒,又忙著寫《談藝錄》;他三十五歲生日詩裡有一聯:「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正是寫這種兼顧不及的心境。那時候我們住在錢家上海避難的大家庭裡,包括鍾書父親一家和叔父一家。兩家同住分炊。鍾書的父親一直在外地,鍾書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兒女等已先後離開上海,只剩他母親沒走,還有一個弟弟單身留在上海;所謂大家庭也只像個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敘鍾書的經歷、家庭背景和他撰寫《圍城》時的處境,為作者寫個簡介。下面就要為《圍城》做些注解,讓讀者明白:《圍城》只是小說,是創作而不是傳記。

  鍾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儘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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