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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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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二十年前,有一冬天的早上,我騎車去找一個人。當時北京的上空飄著一層混了煤煙的髒霧,好象一口粘痰;我的自行車喀喀做響,好象一隻鐵皮玩具鴨子;我穿了一件油膩膩的棉襖,頭上戴了一頂舊氊帽。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繞著紫禁城有一些街道名和紫禁城有些關係,比方說,太僕寺街,光祿寺街,內務府街等等。有條胡同叫餑餑房,大概那裡過去是專給皇宮大內蒸餑餑的;有條胡同叫奶子府,過去大概住了一些為大內服務的奶媽。那些胡同裡的房子都不怎麼樣。七三年到七四年,我經常到那一帶去,對那一帶的情形知之甚詳。當時那一帶的胡同裡都鋪了柏油,但是胡同還是那麼窄。有些破房子拆掉了,但是沒有好好翻蓋。新蓋的房子都是用燒得很次的紅磚砌的,背面甚至是空心的煤渣磚。沒有翻蓋的房子都是又矮又破的四合院,和過去完全一樣。和過去不一樣的還有每條胡同裡都多了一間灰渣磚砌的小房子,那就是公共廁所。過去這種房子也有,但是不那麼多,這是因為院裡的茅房都被填死了,大家都得上公共廁所。自從有了這種小房子,每一條街都臭得厲害。冬天裡我騎一輛自行車,從那些胡同裡經過,路兩邊都結了薄冰。我看到那些房子上都噴上了青灰,好象死了爹又死了娘的模樣。過去北京城裡,只有煤鋪牆上才噴青灰。但是尼克松來北京時,到處都噴了青灰,象煤鋪一樣。大概覺得這樣比較美。我小的時候就沒看出煤鋪怎麼美。我是清晨路過那些胡同的。北京城裡當時有一層薄霧,所以沒有風。天氣很冷,但是並沒有冷到凍鼻子的程度。那時候除了上早班的人,都還沒起來。在胡同口碰見一位少婦,正在倒尿盆。她的頭髮還能看出一點理髮館的模樣,身上裹了一件緞子的(或者是線綈的,這兩種東西我分不清楚)的絲綿小棉襖,下面穿一件粉紅的棉毛褲,腳下踩著兩個毛窩(就是那種氈面鬆緊口的棉鞋),睡眼惺松,手提一個搪瓷痰桶迎面走來。棉襖和痰桶都是嶄新的,這些跡象表明,她結婚還不到一個禮拜。當時我正盯著她領口看,因為她的脖子和胸口象雪一樣白。我記得她是很漂亮的,但是現在想不起她的模樣。就我當時的年齡來說,記性本不該這麼壞。這是因為她走到了下水道口上,就把痰桶一倒。不僅是嘩啦一聲,裡面還滾出兩節屎來。所以我就沒記住她的模樣,只記住了屎的模樣,那屎橛子無比之粗,無比之壯。那東西就凍在了鐵蓖子上,大概要凍一冬天。在那上面還要凍上剩麵條,剩米飯,好象一塊奇形怪狀的薩其瑪。這件事情好象馬路上凍結的一口粘痰,凍進了我的腦子裡,大概要到我死後,才會釋放罷。 時隔二十年,我又想起了那天早上的事。那天我到奶子府去,是要找李先生。不知道現在李先生上哪裡去了。現在他大概不會是過去那個模樣。但是假如你在七三年看到他,就會說他是個狗頭貓臉的玩意兒。狗頭是指他的臉形,象個哈叭狗的模樣,貓臉是指他的眼睛有點黃,瞳孔也有點窄長,他的頭當時就瀉了一半頂,現在大概全瀉光了。此人身材不高,但是身上還算有肉。有一點雞胸,又有一點駝背。我不但認識他的臉,還認識他的屁股,這是因為我那一天早上把他叫起來後,他只好當著我的面穿褲子。他的內褲太破了,就背朝著我。但是後面更破,和沒有是一樣的。那時我坐下來,一面欣賞他的屁股,一面找到了他的煙葉子,給自己卷一支煙當時我看見他的屁股,就象個風乾的蘋果,皺皺巴巴的,還有無數小的黑痣,息肉等等,我想任何狗急跳牆的同性戀者見了都不會動情。李先生背著臉說:給我也卷一根。這個笨蛋,窮到了抽煙葉的地步,卻不會捲煙。於是他只好用煙斗來抽,那味道就象狗屁一樣。抽到嘴裡像狗屁,別人聞著也象狗屁。 有關煙葉子也有很多學問,現在眼看要失傳。這種東西二兩一包,外觀象簡裝洗衣粉。有一種是白紙上印紅字,那是曬煙,抽起還可以,假如是特級,就是關東煙,比香煙還好。還有一種是綠字,那是烤煙,抽起來就象狗屁。但是狗屁也分級,二級以下煙葉裡有草棍,席箔,秫桔杆,不是純狗屁。李先生的煙葉子是五級的,抽到一半,煙頭裡掉出一個黑球來,經仔細辯認,是個燒糊了的死蒼蠅。為此我還噁心了好半天。 我還能想起不少有關李先生的事情。李先生出門時騎一輛自行車,那輛車可不是一般的自行車,而是一輛匈牙利的倒輪閘。這種非常少見,甚至比日本鬼子留下的老富士還少見,因為它是五二年匈牙利在北京開博覽會時送來的樣品。自從到了李先生手裡,他就再沒有修理過,任憑車上的零件一樣樣脫落下來。據說有一次車座不見了,李先生就在座管上騎了一段時間,其狀就如在受樁刑:疼得呲牙咧嘴,手舞足蹈。後來他痔瘡大發,才不得不買了一個舊車座。李先生上車的樣子也是十分奇特,他總是推著車向前奔跑,奔跑中彎下腰,把腳蹬子轉到一個特定的角度,然後踏著腳蹬騎上自行車。那種奔跑中矮身轉腳蹬的身法,酷似狗撒尿。 李先生和我一樣,專幹些不能幹的事。我幹的事是想寫小說,經常往刊物投稿,但是總是被退回來,並且不是退給我本人,而是退到黨委辦公室,附有一封公函,建議對投稿人加強思想教育。但很少有人真來教育我,因為我是小神經。李先生幹的事倒不是寫有維多利亞時期風格的小說,而是要研究西夏文。這件事並沒有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但他本職工作是個俄文翻譯,一研究起西夏文就不進俄文了。而且他在研究西夏文時,你就是在他眼前放鞭炮他也聽不見,這個樣子完全不能上班。因此他早早退了職,靠偶爾翻些稿子為生。誰知後來碰見了文化革命,取消了稿費,差一點就把他餓死了。李先生因此氣急敗壞,說過好多大逆不道的話。我聽見了這樣的話,就這樣安慰他:其實這件事也是滿公平的----為什麼只許老天不下雨,餓死非洲的遊牧民,就不許中國搞文化革命,餓死你這搞翻譯的遊牧民?何況從現在的情形來看,你到底餓得死餓不死還不一定。但是他還是要繼續說些反動話:要是天不下雨,餓死我認了。現在的事是,我又沒招了誰惹了誰,有人非要逼我跳火坑。李先生的情形就是這樣,我到今天還記得。人活在世界上就象一海綿,生活在海底。海底還飄蕩著各種各樣的事件,遇上了就被吸到海綿裡,因此我會記得各種事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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