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王海鴒　>　大校的女兒　|　上頁　下頁
一二

　　「那時你跟他就有共同語言了？」話一出口我就知道錯了，趕緊輕輕一笑，以減輕那話的分量。說話刻薄不計後果是我的諸多毛病之一，母親針對此一再告誡過我，凡事，要緊動腦子慢張嘴。其實，我並不對所有人刻薄，只對親人、親近的人才會這樣，而現在，我不是正打算跟他成為親人嗎？幸而我的話沒造成什麼後果，不知是由於他的寬容還是木。接著我的話，他道：

　　「對，跟當官的不交朋友，這是我做人的原則。」

　　「其實，我覺著，交朋友，合得來合不來，是主要的；至於他是不是官……」

　　他對這個題目卻並無興趣做進一步探討，把話題轉到了話題的開頭，顯然那才是他當前心中的中心。「這回精簡，我們部編制減掉了二分之一。副部長十一月二十四號到點兒，能空出一個位置，就這一個位置，十八雙眼睛盯著，論工作能力，論水平資歷，我在這十八個人之首，可是，」他搖頭，臉上露出悲憤，「我不怨我幹得不好，不怨我能力不夠，只怨我沒有一個當紅軍的爸爸。你說我爸爸他當年怎麼就知道打魚？哪怕幫紅軍拉拉纖、送個人兒呢！」

　　「其實，到地方幹也不錯，趁著相對年輕。部隊終究不是久待之地，就是當了副部長又怎樣，還不是得走？」他眼盯著桌上的某個點，不吭，目光沉鬱；於是我知道下錯了藥，試著換一個方向，再說：「走一步看一步，你現在就是個機會問題，只要有了機會——」

　　「讓我當總長，當總理，都沒問題！」我以為他是幽默是開玩笑，抬頭看他，同時心裡都想好了怎麼附和兩句，湊湊趣，卻發現對面那張肉臉異常的認真嚴肅：「給我一個舞臺，我還你一個奇跡！」

　　我還能再說什麼？兩個陌生男女坐到一起，本是要通過「說」來溝通來達到一個共同的革命目的。如果你已發現根本就達不到「共同」，還有什麼心情再說？就好比買賣雙方侃價，買方說一百，賣方說一百萬，差距這麼大，這買賣哪裡還能談得下去？只有免談。吃完飯，我搶著洗碗，讓他去坐。他不去坐，倚在廚房門口跟我說話，不知是出於禮節，還是意猶未盡。

　　「想知道我為什麼離婚嗎？」我一下子又有了點情緒。「我剛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什麼都不是，家裡也窮得要命，所有人都說她不配我。她爸媽生病，掛號，取藥，是我；換煤氣罐，是我。她家裡電視機，都是我買的。……她脾氣不好，上來一陣兒，跟瘋子似的，逮著什麼摔什麼。……動不動就回她爸媽家住，有一年春節都不回來，這人冷得很。……有一個男人常去接她下班，我就碰上過三回。」說到這他的聲音陡然提高，「你以為他是真對你好？不就是看你長得漂亮嗎？男人我還不知道？其實她並不漂亮，我們剛認識的時候，瘦得什麼似的，小臉兒蠟黃，沒胸。那時候，除了我，誰能跟她結婚？都是玩玩罷了。我現在懷疑，我不是她的第一個。我們第一次在一起，她流了血，可是後來我發現，她是來例假了……」

　　他講得拉雜，不連貫，一件事沒說完，還沒結論呢，就蹦到另一件事上，也許是積怨太多，一件事頂著一件事自動向外湧，容不得他說詳細說條理，以至都講了半個多小時了，我也沒能知道他為什麼離婚，「她」在我腦子裡也始終面目模糊。即使如此，我還是得說，他是好人，無論按什麼樣的標準界定。他對我也很有誠意。按說，按照預先打算的說，這樁婚姻應該沒問題了，好人，又有房子，還要什麼？可是事到臨頭方才發現，抽象中的好人一旦具體起來，就容不得大而化之了。能力差點，平庸一點，沒多大出息，這些我都想到了，都預備接受，就是沒想到他會是個心胸狹窄又自以為是的怨婦。噢不，怨夫。與一個怨夫結婚，成家，共度一生，我有這個襟懷有這個能力嗎？雁南說：婚姻遠不是你我所想像的那樣神聖，有點像買生活必需品，買不著好的，就買次的。可是，次，次到什麼程度方是底線？

　　那天，我正坐在醫院單身宿舍的床上看書，雁南拿來了一封信。信首：梅玉香同志——梅玉香是外科衛生員，負責婦產病房，是雁南的部下。我問雁南：「怎麼回事？」雁南示意我先看。我便看。這是一份詳盡的軍隊幹部履歷表，詳盡到一次口頭嘉獎都未被遺漏，寫了一頁紙零三行，信末尾的客套詞是：祝學習進步工作順利乘勝前進！落款：同志程百祥。一分鐘過後，我抬起頭來，問：「怎麼回事？」「還不明白？」「明白是明白——」「那你就給他回封信！」「我回？」「你起個草，叫小梅抄。」「包辦婚姻啊。」「是戀愛！」「戀愛？」我抖著兩頁單薄的履歷表。「韓琳，別太挑剔了，頭一封信，還能怎麼樣？再說，小梅今年肯定復員，她不願意在農村找，你知道。這樣的機會對她已經是不容易了。幫幫忙，嗯？」隨手又遞過一張照片，青年軍人的二寸半身免冠照，看上去又陌生又熟悉，是張沒有特點的臉。雁南站一邊當解說員：這人是個汽車排長，家跟小梅一個村，不過以前不認識，兩家老人牽的線……

　　雁南走了，我下床坐在桌前把照片豎在臉對面開始寫回信。儘管回信的內容也是一份履歷表——小梅的履歷表——但比對方開的那份要自然豐滿生動多了；也寫了一頁紙零三行——這些細節很重要；信末尾的祝詞樸實熱情而不失分寸：祝你好。雁南看完後一個勁兒地表揚我：「韓琳，你是真聰明！」我謙虛道：「聰明是不幸的源泉。」雁南沒領會出這謙虛，反點頭表示了同意：「言之有理。最近我老是想，要是小梅一直在他們家鄉里一直沒有出來，壓根不知道外面是什麼樣，可能反倒好些。」

　　我和雁南都沒有正兒八經地在農村待過，每年夏秋兩季助農勞動，幹幾天就走。我們心目中的農村便是小說《豔陽天》裡的農村，處處是愛情、露珠和綠。可一到了小梅嘴裡就全不是那麼回事。她說她十歲退學下地幹活時一天掙六分，合不到兩毛錢。我們詫異十歲的孩子能幹什麼。她說成年婦女幹什麼她就幹什麼，除了犁地之外，和大老爺們兒幹一樣的活兒。一年裡最累人的是秋收，收地瓜。那活急，要倒地種麥子。刨完了就地切，就地曬，曬成瓜幹，逢下雨半夜也得爬起來搶收。地瓜是她家鄉的主食，一年得吃大半年瓜幹，吃苞米面是改善生活，白麵過年才能吃上，大米見不著。農民不種什麼就不吃什麼。山區缺水。秋收時她最怵的就是切地瓜幹，拿著小木板拿著刀，蹲在地裡邊切邊向前趕。這種活兒都是包件，幹一壟四分，誰也不敢怠慢。一天下來，兩腿哆嗦得站不住，晚上睡覺疼得爬不上炕，得靠哥哥抱上去。哥哥比她大三歲，看她累成這樣，心疼得直哭，幾次鬧著退學跟她一塊幹活幫家裡，娘不准。娘說就是自己不吃不喝也得供他上學，他是男孩子，他不能跟他爹似的一輩子在地裡做死，累死，窮死。爹四十不到就死了，娘跟他苦了二十年，到頭來還得自己拉扯三個孩子。小梅還有個弟弟，比她小兩歲。弟弟也上學。娘是個有見識的人。她和娘養活著他們兄弟倆，供他們吃，供他們穿，供他們上學，多苦多累，心裡自豪。小梅說現在說這些真覺著像在做夢。人哪，真是怪物，沒有受不了的罪，沒有享不了的福。現在醫院裡的人整天鬧著給食堂提意見，不是嫌菜的花樣少就是嫌菜不中吃。「我們那陣兒，哪有菜吃？有菜沒有油炒啊！豆油捨不得吃，得留著夜裡點燈用，芝麻油那麼一點點當什麼用？一天三頓吃鹹菜，能下飯就行。下來紅蘿蔔了，醃上。吃著紅蘿蔔，青蘿蔔又下來了，再醃上。趕紅蘿蔔吃完了青蘿蔔就醃成了，這時再把白菜幫子醃上。一茬接一茬地醃，一茬接一茬地吃。有的家連鹹菜也不叫隨便吃，為省糧食。……」

　　「唉，算了，不說這些了。看這，小梅，同類項合併完了，再往下呢？」

　　我一直在輔導小梅數學，我和雁南計劃幫她考上護校。新規定戰士提幹必須經過院校學習。小梅不願意復員。她喜歡這裡，喜歡這裡的一切，包括我們。並處處事事模仿。我們吃蘋果削皮兒，她也削；我們睡前要洗洗換換，她便也洗也換；我們不吃肥肉她便也不吃，儘管她愛吃。其中最熱衷於模仿我們的事是說普通話。小梅的家鄉話口音很重，「哥」念「果」，「做」念「揍」，「耳」念「樂」。小學校的老師上語文課比別處老師須多費一道工序：耳，耳，「樂朵」的樂——如同用國語注釋外文。小梅來後一年家鄉口音就聽不出多少了。她其實挺聰明。小梅的變化引起了教導員的注意，教導員認為農村孩子應當保持自己的本色，他本人即是保持本色的榜樣，離家鄉十多年了，一口膠東腔仍是純潔無瑕。一次他們科春節晚會他獨唱《北風吹》，回到宿舍後雁南直著脖子學給我聽：「跛風那國催……」笑得我差點腸梗阻。教導員責成雁南對小梅進行批評幫助。小梅要入黨要提幹，政治經濟命脈都攥在教導員手中，雁南便找小梅談了。

　　「小梅，你們家鄉話，好不好聽？」雁南怎麼也曲裡拐彎起來了？

　　「好聽什麼？土死了！」

　　雁南看看我，歎口氣，沒滋沒味地又問：「是嗎？怎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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