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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


  為什麼?南昌問,那不是你的出生地!父親回答: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使人抑鬱。南昌第二次聽父親說同樣的話了,但這一次他沒急著反駁。父親繼續說:空氣中有著太大的濕度,冬天時陰冷,暑天時溽熱,雨季到來,從三月至六月,日日瀝瀝淅淅,牆壁,屋瓦,木器,甚至石板,黴菌一下子發了芽,綠瑩瑩的,人心裡也發了黴,只不過看不見罷了;坡上的竹,田裡的稻米,家前屋後有名無名的草木,都變得森綠,暗沉沉的;濕漉漉的空氣裡,莊稼,植物,牲畜,黴菌,病菌,都在瘋狂地繁殖;那麼一個窪地裡,四處是泥濘,擠簇著何其多的活物,活物也都是陰濕和泥濘的;什麼活物都趕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人似乎直接從地裡長出來的,也不需要什麼養料,比一株草還好活,真是賤啊!和黴菌一樣,四處開花,也是綠黃的顏色,如同膿腫。南昌止不住打了個寒噤,太陰暗了!他說。是的,父親同意,我是陰暗的,這是~種疾病的人格,與生長環境有關。可是,南昌不解地問,可是,像你這樣一個虛無主義者,怎麼會參加革命呢?

  這是個好問題!父親說,我想,這是一個時代的際會,你知道,「人民」這個概念,你當然知道,這於你們是天經地義的概念,與生俱來,而在世紀初,簡直是振聾發聵!那些爛了眼窩的瞎老婆婆,給牛踢斷腳杆的老倌,饑荒年裡裸著背上的大瘡口要飯的乞丐,鴉片煙館裡骷髏似的癮君子,就像蛆蟲一樣活著的稱不上是人的人,忽變得莊嚴起來,因為有了命名:人民,也可說民眾;於是,我們的抑鬱病——這是世紀初青年的通病,一種青春期疾病吧,我們的抑鬱病就擴大成為哀憫,對人民的哀憫,抑鬱病昇華了。南昌說: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父親笑了笑,接著說:這也許可說是一種幸運,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的幸運,它提供給青春期抑鬱病更多的資料,來自于更廣大的人世間,這有效地挽救了虛無主義;革命是虛無主義的良藥,因為以人民的名義,「人民」將我們這些小知識分子的抑鬱病提升到了人道主義;現在,人民也要來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噥了一聲。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那是因為你還沒看出自己的病症。我沒有病!南昌堅執。父親寬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與健康的界限?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於是積極求醫,而真正的病人卻從不以為自己有病。我沒有病,南昌還是堅執。我有病,父親說。你不是說,「人民」醫治了你的抑鬱病?南昌詰問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時候,舊病又捲土重來。這回輪到南昌笑了:原來不是你需要人民,而是人民需要你!父親承認:我的說法有錯誤,換一種說法,是人民的傷治好了,我的病就又復發了。南昌更笑了:原來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來你們的所謂抑鬱病,其實是自大狂!父親又一次認了輸:你說得有道理!當人民強壯起來,我們的哀憫沒了對象,抑鬱就又還原到病態的症狀。這不結了?南昌得意地說。

  可是,父親說,從遺傳學的角度說,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種疾病。比如?南昌謙虛地請教。比如,忘鄉病。什麼病?南昌沒聽明白。忘鄉病,忘記,或者說憎厭家鄉的病症,父親解釋。我沒有,你有,你都反對我去江西,你的出生地,你的家鄉。不錯,我是憎厭我的家鄉,你不也憎厭嗎?父親說。不,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就去報名,插隊江西!父親冷笑道:多麼造作的思鄉啊!一個你從來沒生活過,聽不懂它的鄉音,在學生履歷表上,籍貫這一欄裡,甚至填的是「廣東」,一個更抽象的地方,何其虛偽的鄉愁!南昌爭辯道:人總是需要家鄉的。父親更是冷笑:你不過是要一個抽象的家鄉,具體的,你卻抱了憎厭。南昌再爭辯:我沒有憎厭!你憎厭,你憎厭我!父親話一出口,兩人都默了一下,南昌先說沒有,停了停,承認了:是的,我憎厭你。父親並不惱怒,反笑了一聲:我也憎厭我的父親,大概這也是一種遺傳的現象,每一代都憎厭上一代,血緣親情是由憎惡傳遞下來。南昌緩和地說一句:青年總是叛逆的。父親斷然一搖頭:不,憎厭不是背叛,這完全是兩個概念;背叛是理性的,背叛裡面,包含著成長,像蟬掙脫蟬蛻;憎厭卻是如同沼澤一樣,黏滯濕陷的情感,它導致的結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長,而是相反,重複同一種命運;背叛是有邏輯的,像鎖鏈樣,一環扣一環;憎厭呢,它是自噬的,它自己吞噬自己;說到底,這也是抑鬱病的症狀一種。南昌氣惱地跳將起來:照你這麼說,抑鬱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麼階級呢?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呢?父親舉起手:好,我投降!這不結了!南昌氣呼呼道。

  父子倆默著,有一些時間過去了,然後,父親以一種怯生生的口吻說:你什麼時候去?去哪裡?南昌抬頭納悶道。去報名,報名去江西,父親說。南昌騰地站起來,又坐下:不去了!是不去報名還是不去江西?父親追問著,多少是存心地糾纏。南昌憋悶了一時,忽然斜過眼去:你既然不愛你的家鄉,為什麼要給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東西硬栽給我嗎?父親狡黠地映映眼:這就叫階級烙印,懂嗎?南昌被噎了一下,繼而又起:那麼你呢?你的階級烙印是什麼?抑鬱病?父親卻沒理會南昌的挖苦,而是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出身於一個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在我曾祖一輩,家業達到鼎盛,鄱陽湖畔有良田,茶林,果園,竹山,鄱陽湖以東的德興,有銅礦,南昌城裡開了廠,甚至九江還有一個專用碼頭;但如此繁榮的景象,我卻並沒有看到,在我出世的日子裡,看到的是夜半從盜賊劫搶中脫身跑來報信的鄉人;歉收求告減免租金的佃戶;工廠起火,徹夜不滅的血色天光;討債的人在門廳裡吃大戶;還有一場瘟疫,家中的雞、鴨、貓、狗,統統宰盡,抬到城外焚燒,家中日日夜夜燃著成片的紅燭,祭的是何方神聖,我亦不明了,但那氣氛甚是陰慘可怖;我還看見什麼?父親沉浸在回憶中,南昌等待他繼續,有好一陣靜謐。我還看見,父親接著說——妻妾成群,鴉片燈的昏黃的亮,在花廳後面一間廂房內,有祖父的一口金絲楠術棺材;有一回,我們堂兄弟玩捉迷藏,一個堂哥不知怎麼會躲進棺材裡面,過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早已經憋死;人們到底也想不明白,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是怎麼搬開棺材蓋,躺進去,然後原樣蓋好,卻沒有再頂開來;這個記憶一直在我心裡,南我的感情,心智,知識,培養著壯大,壯大成一個象徵,象徵著什麼?就是那個,你們課本上學習過的,方烈士的「可愛的中國」——這就是我所位居的階層,破落的地產,脆弱的原始工業——小資產階級,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

  ——我在家塾略讀了些四書五經,又上了公學,然後接觸了「新青年」,「新小說」,「新社會」,再又開始學習俄文……我的知識結構是雜糅的,植根在舊的裡面,又逢新的雨露,保守主義出發,再走入激進政治,於是,產生革命;革命,是什麼呢?真是朗朗乾坤啊!那抑鬱的陰霾,忽然間煙消雲散,可是——可是什麼?南昌小心地問。父親無語。革命很艱苦?南昌問。父親無語。很複雜?父親依然無語。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溫和語氣說,他很想幫幫這個人,這個他稱作父親的人。父親又開口了,卻離開了革命的題目,另起一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一個尷尬的處境,倘若是沒受過教育,懵懂的人,他對生活,人生,是無條件服從,南此產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這類人;倘若是一個對世間萬物有了徹底認知的哲人,因為瞭解,他亦會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看見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輪廓,卻沒有光,你渴望信它,懷疑又攫住你——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搖擺病,南昌說。父親一笑,也是譏誚的,奇怪的是南昌並沒有生氣。什麼都逃不過你的眼,父親說,譏誚的。南昌還是沒有生氣。你們什麼都知道,父親說。並沒有,南昌溫和地反駁。你們有一個知識系統,是以語言文字來體現的,任何事物,無論多麼不可思議,一旦進入這個系統,立即被你們懂得了。你指的是教條主義?你看,你又懂了!這回輪到南昌無語了,他聽出這不是誇獎,卻不知批評的是什麼。在我們做青年的時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後,漸漸有了,輪廓,是啊,是啊,我們把輪廓交給了你們,卻沒有光,沒有給你們光,因為我們也沒有。南昌忽然插言道:我認識一個人,一個醫生,她告訴我他們當年的校訓,叫作「光和真理」。父親笑了,這回笑得比較有誠意了,他說:醫生,是個好職業,你將來就做個醫生吧,先來醫治我,你的父親,你父親的抑鬱病!南昌無語。

  南昌出門,下樓,推出自行車,上了車。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際,梧桐樹落了葉,裸出粗壯的枝,樹身上的圖案,直射的陽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許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青年們相繼在離開,但他感覺到這城市的靜謐,使它變得莊嚴了。他想起陳卓然關於「小市民」的觀點,他承認,這城市有著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隱匿。在假浪漫主義的壁飾,僂型,彎曲街角的微妙處理,在這些多少是輕浮的華麗的格調裡面,流淌著正直的思索。他就要離開它了。他剛剛有些尊重它卻要離開了。他覺得有什麼濕潤的物體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視線。被淚水變形的前方,忽有一個小小的奔跑的身影掠過,好像是舒拉,在全力奔跑。舒拉這孩子,真是的!像她這樣年齡的孩子,總是那麼執著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麼確定的目標似的。南昌抹了一把臉,羞怯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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