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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6、戶內 　　自此，陳卓然和南昌就又聯繫上了。總是陳卓然到南昌這裡來，來了就不出去，關了門說話。現在，多半是陳卓然躺在床上，南昌坐在書桌後面的籐椅上。椅上那個包袱，母親的遺物，不知什麼時候，也不知給誰收起了。就好像是不約而同地，大家都開始，如陳卓然的說法，開始「面對」某些事情。一旦「面對」，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結束了。陳卓然躺在南昌父親，現在是南昌的行軍床上，伸出穿了鞋的腳，仰著頭，眼睛忽然定住在某個點上，就一動不動了。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話多，各自都懷揣了一些經驗，幾近隱私的性質，並不是有意不交流，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無從講起。於是，便常常沉默著，倒也不覺得窘，相反挺自在。有時候，陳卓然會提出一些問題，與南昌討論——比如紅衛兵打響了文化革命的開局戰，自己的前途又在哪裡？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麼？還比如，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模式應當如何？可見陳卓然一直沒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問題更加切合中國的實際。他不像過去那麼熱衷於雄辯，措辭也要溫和得多，南昌難免會覺得銳度不夠，但因是陳卓然，他寧願相信這是一種深沉。但是有一個問題，使陳卓然激動起來，那就是會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從行軍床上欠起身子，然後漸漸坐直。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頭，分析全世界幾大陣營的力量抗衡——其實，他站到地上，毛主席早就在準備，準備調整力量，進行第三次劃分。他從萬隆會議，談到亞非拉會議，說，這就是毛澤東式的戰略戰術，農村包圍城市，弱勢包圍強勢，中國革命怎麼勝利的？他問南昌，南昌也興奮起來，好像回到了那個如火如荼的日子裡。那時候，禮堂裡通夜亮著燈，擠滿了人，辯論著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青年運動的方向……那個停電的夜晚，黑壓壓的人頭上搖曳著點點燭光，多麼激動人心啊！現在，這裡只有他和他，可是，他們依然談論著國家大事，全人類的事業。陳卓然站在房間中央，因南昌是坐著，就有了俯視的意思。南昌毫不覺得屈抑，相反，他喜歡這樣，怎麼說呢？這樣指引和被指引。他很高興，那個倨傲的領袖式的陳卓然又回來了！這段日子，陳卓然多少是低沉了。 　　中國革命是怎麼勝利的？南昌按捺著興奮的心情，輕聲問道。陳卓然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出兩個字：延安。南昌不由也站了起來，兩人面對著面。偏僻，荒涼，貧瘠，遍地饑民，可這是中國的腹地，這就是中國，潛伏著革命的力量，鐮刀，斧頭，老鐝頭，聽說過那句名言嗎？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可是——南昌打斷了陳卓然，陳卓然沒有一絲慍怒，反是極有興趣地等他說下去，南昌又一次看見那個熟悉的陳卓然，總是鼓勵他發表他的幼稚的見解。可是——南昌接著說，真正屬￿無產階級的是工人階級，農民擁有部分的生產資料，比如耕地、農具、牲畜、糧種，嚴格來說，不能稱作無產者。陳卓然的笑容更加燦爛，他說，是的，你對於馬克思階級的觀點已經掌握得很好，但你對中國的現實卻不夠瞭解，難免就理論和實際脫離，其實，無論是陳獨秀的右傾，還是李立三的左傾，根本原因都是教條主義，你的這種觀點，很容易會傾向這兩極，不是我嚇唬你，有一點託派的氣味呢！「託派」這個詞照理會引起一些波瀾，可此時他們都那麼興奮著，就忽略過去了。南昌紅著臉爭辯：我不同意，只有徹底的無產者才能真正革命，農民對生產資料的擁有或部分擁有，使他們多少染有私有制的習俗，法國大革命中，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階級，還有青年知識分子。陳卓然收起笑容，變得嚴肅了：你還是提到「法國」，我們卻是在「中國」，什麼是「中國」的國情？我們沒有經歷過資產階級工業革命，沒有壯大的資產階級，所以便不可能誕生它的掘墓人——成熟的無產階級，這就是我們的革命的現實，但是我們不能就此等待走過每一個社會發展步驟，成熟條件，這是因為——第一，馬克思的理論已經進入中國，它催生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使我們具備了思想的條件，產生革命的願望，和指導的力量；第二，形勢不等人，我們要從世界範圍內來看待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你看，我們就要涉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題目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進步與倒退的力量分佈暫時處於平衡，緊張的平衡，其實是一種危險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調整，所以，時不我待，我們必須在事態爆發之前，積攢起進步的因素——陳卓然的演說被南昌二姐的叫門聲打斷，開飯了！ 　　自從陳卓然上門，南昌姐弟吃飯的形式也有所改變，變成圍桌而坐。雖然生活費有限，但大姐總是要留飯，並且盡力地改善些伙食。這個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陳卓然來到，稍許凝聚起來了些。在一張飯桌上，南昌和大姐雖然還是不說話，可南昌的朋友和大姐說了話，也就和南昌自己說差不多了。所以，那種對峙多少和緩了下來。二姐呢，話就格外的多了。他們這一家，自己人間總是很悶的，話都是對外人說，熱情也是對著外人來。聽起來不近情理。可是，難道不是嗎？家裡人就好像不由分說硬被安排在一起，並沒有徵求過本人的意見，而外人，是經過選擇的。南昌內心並不喜歡和兩個姐姐一桌吃飯，他嫌姐姐們，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而且，他也不頂願意，讓她們來分享他的朋友。他從來都沒有正眼看過他的姐姐，和大姐，是有積怨了，二姐，沒有積怨，卻也因此更生分了。但是，他也看出，陳卓然並不討厭與她們說話，甚至還有些興趣。在南昌看來，二姐的說話相對比較接近陳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運動與工人運動的性質同與不同，還提出剩餘價值的計算方法問題。陳卓然耐心地傾聽，盡可能地作出答覆，有時也提出商榷性意見。但是，他卻似乎更願意和大姐聊天。聊什麼呢？聊副食品配給和供應，秈米和大米的出飯率，如何用黃豆孵豆芽——這是大姐從小寄養的蘇北鄉下的養母教她的，她和那裡一直保持往來，於是，關於那裡的收成與播種，也是陳卓然熱衷聽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瑣碎，但陳卓然在他眼裡，則很像一個俄國民粹派青年，對民生民計抱著人道的關懷。對陳卓然的崇拜，又回來了，他需要崇拜一個人，這有效地消除了成長中的孤寂。因為是這樣看陳卓然，所以就容忍了大姐的噦嗦，耐心地聽，也能生出一些興味。有一次，他們兩人聽大姐說底下看門人的女人從鄉下上來，住在看門人的小屋——樓梯邊木板隔出的一間裡，女人用三塊磚支了個灶，燃舊報紙燒火做飯，差一點火著。大姐正說得起勁，忽然二姐「噗」地笑出一聲，三個人都回頭看她，以為她有什麼觀點要發表，她卻什麼也沒說，冷著臉兀白吃飯。這一餐飯她從頭至尾都保持著沉默，可下一餐飯，她又恢復了先前的聒噪，大姐幾乎插不進嘴去。南昌覺著飯桌上的氣氛很古怪，但陳卓然不討厭，他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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