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王安憶　>　白茅嶺紀事　|　上頁　下頁

十二

人們說她在生病，剛從場部醫院回來，隊長派人去叫她，不一會兒，人就到了。她使我們都大吃了一驚，她是那樣粗壯威武的一個人，剪了一個男式的頭髮，我甚至懷疑她也是一個「A角」，可是人們說不是。她說話的聲音極低，暗啞，口氣也很硬，臉上倒是和顏悅色，很好奇地打量我們，我們問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說她只是從某本書上抄來的，這裡的黑板報是允許抄的，我們先是掃興，後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須讀書，第二，她選擇抄哪一篇也須有思想，就好了些，問她是不是很愛讀書。她說是的，她養病，不能幹別的，就看書，在她床頭堆了有許多書，《三國演義》，《水滸傳》什麼的。我們又問她得的是什麼病，她說是一種「副傷寒」，很嚴重，住院一個多月，現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勞動，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營養，可是她沒有錢，家裡不肯給她寄錢，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廠的廠長，非常要強，有她這樣的妹妹實在是丟了臉，也與她斷絕了來往，她給他寫信卻從來收不到回信，她母親是聽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則咬牙切齒。她丈夫是擺西瓜攤的，那一年夏天，她發現他有了一個相好，有一日，她遇見了這個女人，就與她打將起來。一路廝打到西瓜攤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殺她丈夫，幸好被人攔下。從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這樣開始了。後來，回到上海後，我們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們能說服兒子寄給她一點錢。她的公公是一個老工人的模樣，很善說話，與我們談了很多，表示不會不負責任。這是一個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鐵路上做事，兒子卻辭職做了買賣。房子是那種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積不小，卻很零亂，家人都顯出一副長年勞作辛苦的模樣。大床上卻翻騰著一個特別白胖的男孩，與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協調的，有一種貴族氣息，我們說，這是你的孫子還是外孫，他回答說為人帶養的孩子。老夫婦將我們送出來時，很惱火又很委屈他說：人家做那事（指賣淫）都是往家裡拿迸東西，只有我們家的這人，是往外拿東西，把孩子的童車賣了，縫紉機也賣了，你說世上有這種買賣嗎？我們啞然。 　　我們採訪的最後一名勞教是被人們認為最無可救藥的一個，我們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勞教大隊所擁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簡歷表和本人寫的認識、檢查，案卷全存檔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較多，都是檢查，所犯的錯誤只有一種：同性戀，她扮演的是「B角」。夜深人靜時，鑽到「A角」的床上，然後被急於立功的勞教舉報。她寫檢查己是家常便飯，並毫不掩飾地流露出無賴腔調，她寫道：像我們這種人，到了春天，就要發毛病，是沒有辦法的事。然後便興味盎然地描繪其過程，無一細節遺漏。隊長們對她沒有信心。她永遠不會洗手不幹，她只能吃這碗肮髒的飯，區別只在於，事情不要洩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嶺來。唯一的一線希望是：結婚，可是又會有哪個男人要這樣的女人？反過來說，又有哪一個男人能夠使這樣的女人滿足？她是那樣地貪得無厭，欲望無邊。她已經是個「爛貨」啦，人們說。事情是怎樣開的頭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時，父母就離了婚，她跟父親，姐姐跟繼父，父親姦污了她，她逃到母親處，不久又被繼父姦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樣的。後來，她們長大了，她在上海進了廠。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結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極壞，姐姐便有了一個相好，兩人謀害了她的丈夫，雙雙入獄，她先是判處死緩，因表現優異，連連減刑。在此同時，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幾經勞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們的母親去世了，這世界上就只剩下她們姐妹倆。與她談話的過程中，她總是在哭，眼淚流了滿臉，她的皮膚有一種石灰似的蒼白，身體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親哭，提到姐姐也哭，後又提到了父親，她說她從沒有過父親，她從來不叫她父親為父親，她兩個父親全是不是人的父親，我們問道：為什麼那樣恨父親？她說，他們總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歲，他用煤球爐出灰的鐵鉤打我，把我腦袋打出一個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們不禁不寒而慄，無法去想像日日毒打女兒的父親在黑夜裡摸到女兒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著床架慟哭的樣子，我們難免又要去想像在漆黑的夜裡，她是怎樣鑽進同性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身體，究竟經歷了多少個殘酷與肮髒的黑夜啊！最後的採訪使我們心情沉重，我們送她回中隊，安慰她說，出去之後，好好地找一個人過日子。她說，她曾有過一個男人，對她很好，可是那是個蘇北人，她就拒絕了他。我說，蘇北人有什麼不好？你不應該考慮是不是蘇北人的問題。她笑了起來，在她二十多歲的臉龐上，已經有了粗糙的皺紋。明知道我們這一段對話全是在說謊，全是假話，這話安慰不了她，那個蘇北人的事蹟無疑也是編造的，可是這樣說了彼此心裡都好過了一些似的。在這個女人的生涯中，再不會有真實的長久的快樂了。她使我們感到那樣地無望，一個人的快樂是怎樣失去的呢？失去之後還能再來嗎？ 　　歌詠比賽是最後一個故事了。 　　各中隊列隊進場，幹警們穿了全套警服。兩首規定歌曲，兩首自選歌曲，由幹警們打分，如同電視裡的歌賽規則一樣：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得分為——各中隊依次上場，穿了各中隊自己規定的衣裝，個個精神飽滿，態度嚴肅，歌聲很整齊，使人們想起少先隊員的隊日。表現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隊，平時使隊長們最頭痛的「二進宮」中隊，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紅衣紅裙的女孩指揮下，齊聲歌唱，情緒十分激越。她們的分數遙遙領先，得了第一名。宣佈的時刻，三中隊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那紅衣女孩上臺領獎時，竟流下了眼淚。而其餘的中隊都十分沮喪，臉上流露著不屑的神情。會後，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隊隊長跑到大隊部查分，說評得不公，並且，有一種流言開始流傳，那就是三中隊評為第一名，是因為隊長們鼓勵她們，讓她們早日改造完畢。而這一切，卻都使人們變得天真和純潔了，無論是幹部還是勞教。 　　歌詠比賽結束了，勞教們進了工場繼續做活。幹部們下班回家了，汽車在路上顛簸，落日在後窗上冉冉下沉，女孩們長久地快樂地議論著歌詠比賽的事情，這給隊長們帶來的快樂是和帶給勞教們同樣多的。我感動地想道：在這裡尚保留著一片聖潔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負了十字架的革命者從熱鬧的上海，來到了偏僻荒蕪的丘陵，披荊斬棘，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們以他們那雖然受挫卻依然虔誠的信念牢牢衛護著一支朗朗的行進著的隊列歌曲。他們三十年來，幾乎一直過著類似供給制的生活，一個五歲的孩子第一次進上海，望著沿街的商店，驚異他說道：上海有那麼多的供應站啊！甚至三十年來，們還能完好地保留著上海的口音，而沒有被四下包圍著的皖南口音異化，再甚至還稍稍地、隱隱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對外地人的小偏見。它給人與世隔絕的感覺，而這些女人們卻帶著上海最陰暗的角落裡的故事，來到這土地上。她們來了兩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創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帶了最近的奇異而醜陋的故事來到這裡。這些故事好像水從河床裡流淌似的綿綿不斷，從這裡流去，留下了永遠的河床。 　　在那初次來到的暴熱的晚上，有一位隊長對我說：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做這一些，有沒有意義。她的臉隱在幽暗的燈影裡，看上去有些軟弱。我鼓勵她道：「我覺得很有意義，你們的勞動使一些人變好了。」她微笑著看著我們：「你們相信嗎？」「我想，我是相信的。」因為那是初來的日子，我這樣回答。「有時候送了一個人走，很快又接了她進來，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相信了。」她憂傷地轉過臉，沉默了很久。她的父親是最早來到白茅嶺的公安幹部，那都是一些帶了錯誤，懷了贖罪心情來到此地的開墾者。她又想說她父親的事情，張張嘴又打消了念頭，算了。過了一會兒，她轉回眼睛，說：在這裡，有一點好處。什麼好處？我問，在這裡，面對了勞教和犯人，你會覺得你比他們都強，都勝利，你的心裡就平衡了。我心裡奇異地感動了一下，我想，她是將我當成了朋友，才對我說了這樣深刻而誠實的心情。那一個夜晚，是令人難忘的，月亮很炎熱地懸在空中，四下裡都是昆蟲的歌唱。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