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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1 　　去白茅嶺是在六月一個突兀的暑天裡，氣溫高達三十六度，小車沒有空調裝置，烈日曬透了車頂棚，中午時分，卻又拋錨。公路在陽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點水洗臉，有一個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邊，繞了一圈沒看到井卻又繞回到那男人跟前。後來有一個賣冰棍的人來，就買了冰棍。到白茅嶺勞改農場場部時，已近三點。晚上，場部為我們接風，還安排看一場電影《大偵探》，因這一天又熱又倦，便謝絕了電話。原以為山區是避暑的地方，有許多參天的大樹，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幾棵柏樹孤零零地站著，被驕陽最後的光熱，烤的得焦枯了。以後才知，這是丘陵地帶，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熱，冬天則更寒冷。 　　到白茅嶺來採訪，原因是有兩個：第一，這裡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這裡的女人沒法拒絕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就是說，我們保證可以在此得到故事。這將是些什麼樣的故事呢？它和我們通常的經驗有什麼不同？這些故事又會使我們對世界和人的看法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這就是使我們興奮而充滿期待的。在這之前的一個夏季裡，我每逢週五這一日，就去上海市婦聯信訪接待站旁聽。上門尋求幫助的婦女，所遇問題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上的困難，比如產後繼續請假的障礙，雙胞胎的獨生子女費和托育費的處理，因未婚先孕而單位給予懲罰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資的有無多少等等情況；另一類是婚姻戀愛糾紛，故事往往是在這一類裡。上門的婦女以女工居多，還有一些無業或待業的青年。因為知識婦女解決問題的渠道和方式比較多，一般也不願旁人插手個人的事情，私有觀念比較重吧！坐在婦聯明亮的大廳裡，落地窗外是陽光普照的花園，麻雀在法國梧桐的蔭地裡嘰喳，聽一個發生于火車站個體戶小餐館裡的故事，心裡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想：就在這一刻裡，在這個城市的許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裡，究竟在發生著什麼呢？自己的經驗顯得很不夠用了。有時候還會遇到一些懸案，有一日，一個母親陪了她遍體鱗傷的女兒來，訴說一段冤情：這女兒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幫助某小廠生產，週末才回。樓下住著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則住隔壁一幢房內。一日清晨六點，公公看見樓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賊，並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驚，松了手去，那人奪門而去，刀卻落在地上，據認，這是媳婦房內的水果刀。於是公公興師動眾，叫回兒子，逼著媳婦說出隱情，媳婦大叫冤枉，被責打了一個通宵。裡委和各方單位都來進行調查，結果是：媳婦死不承認留宿過一個男人；公公咬定有一個男人清晨從樓上走下；而沒有任何一人見過他所描繪的男人在清早時走過弄堂，唯一的證據是這把水果刀。媳婦說這刀並不在她房裡，就吵嚷著要去查驗刀上的指紋，一時也不知上哪裡去查驗，於是就來到了婦聯。這極像是一部推理片的開頭，可能性極多。我和信訪站的同志聚在一起，從各個角度追究這個事件，卻也毫無結果。後來，那母女倆再也沒有來過，便也無從瞭解事情的發展和結局。這裡的故事往往是一個開頭或者片斷，充滿了暗示和預兆，使我們開動了想像力，但因經驗和認識的局限，終於也無法推測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話又不能問得太多，這會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聽的身分，常常遭到人們戒備和討厭的目光，而白茅嶺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們的故事己告一段落，我又有權利向她們提問，這不符合人權精神，可這就是我來此地的動機了。 　　炎熱使我意氣消沉，由於電力不足，風扇旋動得非常緩慢，有氣無力的，燈光也昏暗。隔窗可見一條柏油路，隱在路燈下，路邊是一些花圃，有乘涼的人們走著或坐著。女勞教大隊在距此三十裡的楓樹林，已經有許多記者、作家，編劇、導演去過那裡，寫回許多報告，還拍攝了一個多集電視劇，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據說幹警和勞教人員都參加了表演。我不知道這一趟來會不會有新鮮的發現。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飯，就去路口等著上車。原先，一個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幹警們很不方便。往往她們的丈夫是在另一個勞改或勞教大隊工作，一周也僅能來回一次，孩于就無人照管了。在白茅嶺農場，主要的職業只有一個：幹警。現在，女勞教大隊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輛專門的大客車，開車的是一個卷頭髮的小夥子。七點半時準時開車，沿途會停幾次，有去楓樹林小學讀書的孩子搭車，他們下車時便齊聲喊道：「謝謝爺叔！」我注意到他們說的是上海話，將「叔叔」說成「爺叔」，雖然，上海對他們是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從上海來到此地，披荊斬棘開創農場的墾荒者，當是他們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車走的是一條土路，起伏蜿蜒，當拖拉機迎面而過時，便揚起漫大的塵土，蒙住了視線，路邊是茶林和稻田，柏樹總是孤零零的，在視野中停留很長時間才消失。車中大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的女孩，她們往往是在幼年的時候，跟了母親到這裡來。其時，父親們已在此鋪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給她們模模糊糊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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