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習以為常的記錄
激動和快樂中，我忘記了把最重要的細節記下來，在１９８３年莫斯科兩次與
卡傑琳娜會面，我都發現了一個與其說是令人警覺令人憤怒不說是令人憂傷的情勢
：就是說，這位蘇聯同志，在我們的賓館和在她自己的家裡，時不時地拿起一個小
小的（６４開大小吧）紅皮筆記本記下什麼來。
顯然，她是在記下我們的話。除了擁抱的時候，流淚的時候她放下了筆記本以
外，她一直拿著筆記本。她要彙報嗎？有這個必要嗎？她要留下記錄作檔案？個人
檔案還是國家檔案？她和她的同胞都有記錄癖都是彙報狂嗎？
這次整個的訪蘇過程中，幾乎所有與我們接觸的蘇方人員，在與我們談話的時
候，都是一面聽我們講，一面做著記錄。也許偉大的蘇聯實驗的失敗與他們的全民
忙於記錄有關？為了跟上我們談話的速度，他們捏緊鋼筆，齜牙咧嘴，用力氣的樣
子庶幾與便秘患者排便的狀態相近。他們總不至於在散步的時候，唱歌的時候，跳
舞的時候，做愛的時候作記錄吧？
我並不因此懷疑他們的身份，我想如果他們包括卡佳同志是白天鵝一流具有特
殊身份的人物，他們反而不會當著我們中國同志的面記下什麼來了。
在卡佳記錄我的說話的時候，我想起了當年使她臉紅的我對於與謝米恰斯特尼
座談的提及。後來，謝同志是ＫＧＢ的首腦。是ＫＧＢ培養了全民記錄的習慣？他
們視此是這樣地自然，就是說與外國人說話要做記錄已經成為他們的方式，已經
（用林彪的話）融化在血液裡落實到行動上了，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了。因此他們完
全可以當著被記錄者的面大張旗鼓地作記錄而毫不避諱更毫不尷尬。正如我也十分
正常地在第一次與她見面的時候找上翻譯在場，而第二次去她府上的時候乾脆找上
全團人馬一樣。
這次的訪蘇之行中，蘇方只有一個人在與我們打交道的時候沒有作記錄，他就
是《莫斯科——北京》的歌詞作者。當然，我對他毫無懷疑，我打算回去舉他的例
子向領導報告，我們將論證：廣大蘇聯人民仍然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