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懸崖(14)_鐵凝

錄音之五（2）

　　我丈夫滔滔不絕地對我說著，我望著他那雖然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想綠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漢一臉連鬢鬍子，綠林也有如我丈夫這般小巧玲瓏之人。他身上流著綠林的血，這或許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發達的重要根基，我望著他那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中還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因為我發現這世界上不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僅我丈夫的一隻百寶箱和他們家地下室那幾摞永遠拿不出手的軍裝，就包含了多少隱秘啊。這些陳年的隱秘似乎沖淡了我在5歲的那個犯罪事實，和他們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個下午的失手（我開始有意把我向陳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當真那麼沉重那麼真實麼我當真向一個同班男生的後背伸出過手麼？

　　我想念我的丈夫，為了他向我暴露的這一切。從前我們做愛時我總是莫名其妙地緊張，現如今我慢慢學會了放鬆自己。我欣賞我的放鬆，放鬆能使我身心愉悅；我欣賞我的放鬆，我只有放鬆著才顧得上欣賞我的丈夫。我承受著他那並不沉重的軀體，我像一株樹那樣聽憑他在上邊攀來爬去。在他的身子下邊我感覺不到風險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壞不到哪兒去。我想為他生個孩子，好好過我們的讓許多人眼熱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頻繁地在我身上勞動也是急著想要孩子，我們倆一有時間就做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說過我用不著出去工作，我應該呆在家裡生孩子，養孩子，享福。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沒有孩子，我們去醫院做過檢查，我和我丈夫都沒問題。究竟是為什麼呢我幾乎不願想下去，因為我覺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個不可言說的下午：一個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蒼便不屑再賜孩子于我了吧？我偷著想，我偷著思量這久遠的懲罰終於來臨了：他們不讓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兩年開始疏遠我，我自嘲地想他這是爬厭了我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樹，一棵不能開花結果的禿樹。這時我才發現我不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實是愛上他了。結婚十幾年來，不是沒有男人想對我好，但他們顧忌我丈夫的錢和勢力，不敢對我怎麼樣——假如我想對他們怎麼樣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卻不再注意我，他在外邊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斷送給我比較貴重的東西，以此來安撫他的良心。每當他送我重禮時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禮物的件數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數。我感覺到他也許會同我離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懷上他的孩子。我怎樣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樣才能讓他重新正視我的存在？像我這麼一個連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發現了一個機遇，這機遇恰恰又不可逃脫地聯繫著1958年那個死在我手中的陳非。

　　陳非的父親，當年那個印尼華僑，「文革」中他曾被當成美國特務抓了起來。「文革」結束後，這「特務」的伯父在美國去世，他便去了美國繼承了一點兒遺產，成了一個比較有錢的美籍華人陳先生。陳先生近期抵達這個城市，有點故地重遊的意思：懷舊，傷感，炫耀，多種情緒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兒園附近買下一塊地，興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園。話說到這兒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奶奶（不客氣地對筆者），當年就因為一個孩子死于滑梯，你奶奶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滑梯，就剝奪了全市兒童打滑梯的樂趣。與其說這是為了安全，不如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退步，是你奶奶他們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維。陳先生懂得讓歷史進步，他不僅要在水上公園建造滑梯，水中滑梯、空中滑梯，蝸牛形的、波浪形的，他還知道在設計時充分考慮它們的安全性能，這就是進步，你說對不對（筆者不置可否）？也許你不便於表態，那麼我接著說。陳先生此次的合作夥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園的那塊地，現在屬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為什麼要在北京路幼兒園旁邊建一座水上公園，那是他對愛子陳非的一種紀念形式吧。我終於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脫的出口：我應該面對死者的父親陳先生，告訴他1958年那個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訴他讓他難受讓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來我才能真正解脫，我解脫了或許也才有可能懷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訴他，我決心要告訴他。

　　春日的傍晚，烈士陵園比別處黑得要早；這裡大樹遮天，剛過6點鐘，光線便一層一層地暗下來。我已覺出陣陣涼意，韓桂心卻絲毫不顯倦怠，她顯然在為自己那個「告訴他、告訴他」而激動不安。作為局外人，我似乎沒有必要鼓勵她「告訴他」或者阻攔她「告訴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個假設：假如我是韓桂心，我會選擇「不告訴他」。既然法律並不能懲罰30多年前一個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無以拿出對這孩子判罪的憑證，韓桂心如今的向死者親屬披露真相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為什麼她要勾起一個男人（美籍華人陳先生）平復了30多年的哀傷，有必要讓這位陳先生打碎從前的結論，對愛子之死開始一個全新的讓人心驚肉跳的猜想嗎？對於陳先生這太沉重了，對於韓桂心這太輕佻了——我無意中用了「輕佻」一詞，我很想叫韓桂心知道，正是她後來的敘述使我想到了這個詞。我把錄音帶倒回去，我們重又聽了一遍韓桂心準備告訴陳先生事實的理由：「……我應該面對死者的父親陳先生，告訴他1958年那個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訴他讓他難受讓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來我才能真正解脫，我解脫了或許也才有可能懷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訴他，我決心要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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