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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他提起筆來，匆匆在紙上寫了幾行字：

　　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亦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內志士發憤扼腕，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愈，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

　　一口氣寫下這段文字後，張之洞自己都有點驚訝：怎麼會寫得如此暢快通順，而且一下筆便為新、舊兩學定下了基調：新可救時，舊能守教，新之弊在不知本，舊之弊在不知通。同時也明確指出，在新學舊學的爭辯中，邪說暴行便乘隙而人，這將是中國的禍亂之根。

　　再將這段話複讀一遍後張之洞也釋然了，這也並非是什麼福至心靈的緣故，而是自己多年來的認識。尤其在看到《湘報》上易鼐的文章和嶽麓書院的《輯錄》後，時常思索的結果。其實，沒有提筆寫文章的時候，腦子裡的思索如同亂麻似的，沒有條理，也不得要領，用心來做文章，條理自然也就清晰，要領也便出來了。張之洞既感欣慰又覺惋惜。欣慰當年寫作《輔軒語》《書目答問》時的能力還在，惋惜的是近二十年來雜事紛擾，案牘勞形，使得自己幾乎沒有一種安寧的心境來握管作文，不能為後人多留下一些詩文書冊。唉，有文則無權，有權則無文，前人說「閉戶著書真歲月」，又說「封侯拜相男兒事」，人生事業，究竟應以哪種為最佳？

　　這樣一番感歎後，張之洞忽然想，我何不借此機會多寫點，為自己再添一部類似《書目答問》一樣的書豈不更好！想到這裡，前詞臣學政興奮起來。他慢慢地邊磨墨邊思考，先來為這本書想個題目。新學舊學辯。這個題目一目了然，但論辯氣息太重，不大合自己的身分。求通與守本。這個題目直逼要害，但限制思路，只能作一篇文章，不宜寫一本書。

　　以總督身分去書院講課，面對著的是兒孫輩的莘莘學子，宜以勸戒的方式為妥。張之洞想起了荀子的名言：學不可以已。是的，過去只有中學而無西學，只有舊學而無新學，尚且是學不可以已，現在面臨更多更複雜的學問，更應該不可以已，好了，就用這句名言的出處《勸學篇》作為書名吧！

　　定下書名後，張之洞開始構思這部書的主要內容了。

　　他想著：這部書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論舊學。舊學既為本，則從本字上做文章。什麼是本呢？對修身而言，心為本；對處世面言，忠為本；對為學而言，經為本；對聖學而言，三綱為本。要把這些屬￿「本源」的東西論說清楚。一部分論新學。新學既為通，則應從「通」字上做文章。通者，變通也；變通的目的在於實用，新學的確是很具有實用價值的學問。若從全國範圍來講，新學遠未普及，應用大力氣去推廣新學，比如設學堂、設翻譯局、鼓勵出國留學等，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修鐵路開礦藏練軍隊，而這些方面自己都有親身歷練，是可以好好總結總結的。

　　到衙門下午散班關門的時候，張之洞腦中《勸學篇》的大綱便基本上有個框架了，必須趁熱打鐵，抓緊時間做好這件事。

　　「大根，我要寫一篇大文章，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去住幾天。你看去哪裡為好？」吃完晚飯後，張之洞問大根。

　　大根說：「四叔打算住幾天？」

　　「四五天吧！」

　　「四五天時間不長，不宜走得太遠，只能在武漢三鎮找。」

　　「就在武漢三鎮吧，近一點，萬一有個緊急事，可很快趕回衙門。」

　　大根摸著頭頂想了半天說：「我看就到歸元寺去吧！」

　　「不行，歸元寺進香拜佛的人多，吵鬧。」

　　大根大大咧咧說：「跟方丈說一聲，這幾天不讓人來進香就行了。」

　　「那怎麼行！」張之洞不悅地說，「進香拜佛是善男信女的心願，也是歸元寺的財源。因我住那裡而折了世人的心願，斷了和尚的財源，那我不遭人唾駡？歸元寺決不能去。」

　　「那就去晴川閣好了。」大根終於想起了一個好地方。「那裡風景好，安靜，遊人又少，不會影響別人。。

　　「晴川閣倒是不錯。明天一早你先去看看，跟管閣子的人說好，租一間乾淨的小房子，先租五天。這五天的茶飯也請他們做，走時照付。後天一早，我們就去。」

　　第二天，張之洞料理了一些必辦的公事後，告訴總巡捕，要去晴川閣住幾天，有要事可去那裡找他。

　　翌日上午，張之洞僅帶著大根一人，悄悄地來到晴川閣，住進一間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小房間。

　　自從那年宴請俄皇太子後，張之洞再也沒來過此地了。

　　晴川閣果然不虧待文人學士。張之洞一坐下來，在江風濤聲、山氣鳥語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間便如泉水般地湧冒出來，仿佛當年在翰林院做學士似的，有一種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衝動。世受國恩、身為疆吏獲得過皇家格外恩寵的張之洞，不論是出自內心的情感還是為了今後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已地要歌頌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陽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擁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湯，萬古千秋傳下去。作為一個生於世代書香家庭，從小浸泡於儒家典籍之中，做過多年學政，寫過不少代聖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張之洞對周公之禮、孔孟之學發自內心的頂禮膜拜、五體投地。無論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還是公開與康有為等人劃清學術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魚龍相雜，他都要借此機會向世人說個清楚。

　　於是，在江山如畫的龜山禹功磯上，在安謐祥和的晴川閣淨室裡，張之洞日以繼夜地揮筆疾書：

　　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保華種，保種必須保教，保教必須保國。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社稷為第一義。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聖清者也。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權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蓋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為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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