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唐浩明　>　張之洞·下　|　上頁　下頁
四六

　　榮祿餘怒雖未消，但一時找不出難題來，不做聲了。廖恒壽問：「康有為，你口口聲聲變法變法的，老夫問你，變法當從何處著手？」

　　在新與舊、變與守的衝撞中，廖恒壽實際上是一個折中騎牆派。他既不像榮祿那樣頑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樣力主變革。舊的那一套讓他一輩子平乎順順官運亨通，他對之有深厚的感情，何況他已六十好幾的人，真若維新的話，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麼作為，故而他趨向守舊。但廖恒壽又是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內憂外患，國勢頹替，也的確讓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只能尋找新途徑，洋人如此強大，是有許多可學之處，學人之長補自己之短，這也是昔賢的諄諄教導。從這個角度來看，廖恒壽也不反對變法。但他自己對此素無研究，頗想從康有為這裡得點知識。

　　廖恒壽的話正問到康有為的心窩裡了，這些年他苦心鑽研於斯，幾次上書也放言於斯，今天正好借此機會，給這些老朽上一堂變法的啟蒙課，讓他們開開心竅。康有為輕輕地乾咳一聲，拿出在萬木草堂講課時的架勢來，不疾不緩地說：「以有為之見，變法當從法律規度人手。我大清法制大致沿襲明朝，至今已實行兩百餘年。一樣器具用久了則有損壞，一種法制實施久了則有積弊，被損壞的器具必須更新，有積弊的法制也必須更新，這本是常識所能明瞭的事。」

　　康有為說到這裡，又順便望了一下榮祿。這原是他性格的本能流露，他自己並沒有覺察到，倒讓翁同龢心裡不太舒服：康有為如此不容物，以刺人為樂，怕難成大事。榮祿則瞪著眼回應康有為，心中又增加一分怨恨。

　　「大清變法的重點，當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個方面。」康有為胸有成竹地繼續說下去，「關於富國方面，有六大措施：一為設立國家銀行，二為大修鐵路，三為大辦製造業，四為大力採礦煉礦，五為在各省設銅元局，六為在全國建立郵政系統。關於養民，重在四個方面：一為務農，二為勸工，三為重商，四為恤貧。至於教民，則需要在全國大辦新式學校，教授中國歷史和西方的天文、光電、數學、化學，並廣設圖書館，辦報館，辦出版公司。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變法項目，便是仿照西方設立議院，使上下情通，民間疾苦能上聞，朝廷美意能下達，事事皆本於眾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中飽者無所容其弊。」

　　康有為正說得起勁，不料這幾句話惹怒了對面坐著的一位大人物，此人便是李鴻章。

　　李鴻章並不是榮祿式的頑固派，實在地說，他是鴉片戰爭以來，最早提出變革並付諸實踐的一位大員。作為一個肩負朝廷重任，並與外人打交道最多的四朝元老，李鴻章對於「變」的重要性的認識一點也不亞於康有為，甚至還有過之，但李鴻章的出身教養和經歷，使他更重在變事而不在變法。這是他與康有為的最大分歧。此外，李鴻章在私人情感上與康有為也有很大的抵觸。乙未年，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矛頭就是針對他而來的，口口聲聲罵他是漢奸、權奸、誤國罪魁，還說他在與日本談判中接受了賄賂，後來強學會又拒絕他人會。李對康一直耿耿於懷，剛才康有為說的「權奸」「中飽」之類的話，李鴻章認為這都在暗指自己，遂再也不能忍受，打斷康有為的話：「康有為，照你的說法，朝廷六部都要盡撤，規章制度都可以不要了嗎？」

　　康有為看了看坐在首位的這個文華殿大學士，發現他碩大的傘形紅纓官帽上插著一根長長的三眼花翎。這是李鴻章一生的驕傲之處，也是他與別的漢員的最大區別之處。原來，清廷的三眼花翎，只授貝子貝勒以上的滿洲貴族，漢人不能享此待遇，所以哪怕就是從太平軍手中為皇帝奪回江山的曾國藩，也只能授雙眼花翎。有清一代，漢人授三眼花翎的只有一個李鴻章。那是在甲午年海戰前，慈禧太后因著自己的六旬大壽大賞群臣，破例給了李鴻章這個殊榮。誰知，不久便海戰爆發，北洋水師一敗塗地，在全國一片指責聲中，慈禧又摘掉了李鴻章頭上的這個與眾不同的標記。接下來是朝廷以戰敗國的身分派人去日本馬關談判，日方指定要李鴻章去。李鴻章便借此機會向朝廷索價。他說他現在身分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擔心談判不成，只得遷就李鴻章，賞還他的三眼花翎。這個得而復失、失而又得的極富戲劇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現了晚清高層政治的滑稽可笑。

　　康有為自然是知道這個掌故的。他望著那根李鴻章視為身家性命的三眼花翎，嘴角邊浮起一絲嘲笑：「李中堂此話說得過頭了。變法改制，不是說將六部盡行撤掉，也不是要將所有規章制度都要廢除，而是要細加斟酌，撤去那些雖有名目卻沒有實事可幹的舊衙門，增添那些非設不可的新衙門，廢除那些不合時宜的舊章程，設立那些順應時宜的新法規，這才是維新變法的正途。不過，我也要提醒李中堂注意，今天是群強並列的時代，不再是過去的一統之世。現在的法律官制，都是過去的舊法，造成我大清危亡的，往往都是這些舊法，理應廢除，無須過多留戀，即使一時不能盡廢，也應視情形緩急加以改變，新政才能推行。」

　　真正是本性難改。康有為的辭氣又開始鋒芒畢露起來，翁同穌暗自著急。他擔心激起衝突，把好事辦砸，便趕緊轉移話題。他做過多年的戶部尚書，深知帑藏空虛，幾乎不敢有所興作。銀錢短缺，是他最頭痛的事，便問：「康有為，老夫問你，行新政要練軍修鐵路、開礦辦局廠，事事都需鉅款，錢從何來？」

　　「翁中堂，這事好辦。」康有為對此早已熟思良久，故應聲答道，「各國變法行新政都無一例外會面臨這個問題，但他們都很好地解決了。日本的辦法是設立銀行，發紙幣，法國是實行印花稅，印度是實行徵收田稅，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中國都可以參考實行。比如中國的田畝稅，就大有文章可做。就卑職所知，鄉村地主和農人逃稅、隱稅、瞞稅、漏稅的手段就多得很，若朝廷實行鐵腕杜絕這項漏洞，每年可以增加十倍的田稅收入。」

　　一直未發言的張蔭恒笑了笑說：「十倍這個數目有何依據？是你想當然吧！」

　　戶部侍郎張蔭恒也是廣東人。他雖然不是兩榜出身，卻以過人的精明和才幹得以官運亨通，是一個辦實事的幹員。他是支持變革的，是翁同龢引為助手的同志。康有為知道這位同鄉對變法的態度，明白這句話出自他的口，與出自于榮祿的口就絕對不是一回事，於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說：「十倍這個數目，我的確沒有確鑿依據，但會有成倍的增加，這是可以保證的。我手裡有日本的資料。日本通過丈量土地，實行嚴格徵收制度後，田稅在三年之中翻了四五倍。以中國之大及中國舊法之弊，此中問題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許不是想當然。」

　　張蔭恒見他繞個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說法上來了，便看出此人是個很執拗的人，遂淺淺一笑說：「我也不和你爭這個數字了，你繼續說下去吧！」

　　康有為接著說：「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一水相隔，明治維新之前與中國相差無幾，一旦實行新政之後，不過二十多年便強大到與西方列強抗衡。我以為日本強國之路最值得我們借鑒，也最容易被借鑒。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編了一本《日本變政記》的書，另有一本《俄彼得變政記》，記的是俄皇彼得大帝變舊政為新政的事。我今天帶了幾本來，送給各位大人參閱。並請翁中堂多帶一冊呈給皇上，請皇上萬幾之暇瀏覽瀏覽。」

　　說罷，便要打開隨身帶來的布包，翁同穌見狀忙說：「書不必送了，你今天說的這些，各位大人都聽到了，他們會向皇上稟奏的。」

　　說罷，又轉臉問：「李中堂、榮中堂、廖張兩位部堂，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見他們都不開口，便說：「今天召見就到此為止吧！」

　　康有為只得重新拾起布包，頗有悵意地離開總署。剛回到南海會館一會兒，便見翁府的僕人進來，對他說：「不要你當場贈書，是怕李、榮兩中堂拒絕接受，令你難堪。」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