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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桑治平端起茶碗來不做聲，慢慢地喝了幾口茶，放下茶碗後，從從容容地開了口：「大清國曾有過康、雍、乾三朝的興旺時期，祖孫三代加起來有一百三十多年之久，可比漢唐的文景、貞觀、開元、天寶，而為期之長，又要過之，實為難得。但自從嘉慶初年白蓮教鬧事以來，朝野就再也沒安定過，國勢頹敗的趨勢，從那以後，再也不能遏止。特別是道光二十年鴉片之戰以來，戰火不息，國無寧日。先是太平軍在廣西起事，一直打到江寧，十三四年間朝廷和太平軍打來殺去，把個錦繡江南毀得如同廢墟一般，這中間還雜夾著天地會、三合會、撚子等一起哄鬧，直到同治七年撚子全部平息之後，才算透過一口氣來。但西北一帶回民的騷亂卻並沒停止，等到前幾年左宗棠的大軍從關外班師回朝，西北的亂事才可謂勉強止住。看起來西北一隅之亂不關中原大局，其實，源源不絕的糧餉都是從中原運過去的，在西北打仗，與在中原相差不多。這中間還夾雜著一個英法聯軍打進北京，都城淪陷，皇上北逃。如果用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綱紀混亂人心浮動這些老話，來套這四十年來的現況，的確一點不過分。香濤兄，這就是你這個山西巡撫所處的大的時勢背景。」

　　張之洞點點頭說：「你說的都對。我們是生在亂世，我做的是亂世官，亂世中的老百姓都不好做，想要做有所作為官就更難了。」

　　「這是從國勢的大處而言，若從小處山西一省而言，情況大體差不多。」桑治平繼續說下去，「山西那塊地方，十多年前我去過，我由娘子關入的境，一路東看西問地進了太原府。在城裡住了半個月，再南下，由榆次到太谷，再到祁縣、平遙，經洪洞到臨汾，最後過中條山進入河南，去訪孟津古渡，澠池舊盟。我在山西省足足盤桓了一個半月。」

　　聽說桑治平有這段經歷，張之洞興奮起來，越發感到此去山西非要將他請去不可。

　　「山西貧苦，但更複雜。」桑治平繼續說下去，「那時是趙長齡在做巡撫，我沿途所見莫不是吏治腐敗，民生凋敝，沿途所聞莫不是呻吟哭泣怨聲載道，到處聽說有綠林響馬在打家劫舍。過中條山時，我親眼見到幾處嘯聚山林的強人，每一處都有兩三百人之多，一個個衣衫襤褸而又面色兇惡，真使人又憫又恨。當時，江南還未完全平靜，安徽、河南又鬧撚子，山西號稱完富之省。其實，既不完更不富，內部都朽爛了。只是那些做官的要保住自己的頂子，報喜不報憂，太后、皇上坐在紫禁城裡，哪裡知道他的三晉子民正在饑寒交迫之中哩。前幾年山西大旱災，據說王粲筆下的『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像又出現了。這兩年可能有所好轉，但估計也好不了多少。香濤兄，你這差使領的不是地方呀！」

　　張之洞在桑家的書房裡來回踱步。桑治平說的山西省的情形固然是事實，但其他各省又比山西強得多少呢？湖北雖稱糧倉，自古有「湖廣熟，天下足」的民謠，但做過三年湖北學政的張之洞非常清楚，經過前些年湘軍和太平軍的混戰，湖北元氣大傷，不但年年不熟，即使偶爾有一年熟了，連湖北本省民眾都不能滿足，何況天下！四川也比湖北好不了多少。天府之國的錢糧，因江南戰事淘空得差不多了。至於吏治的腐敗，官民之間對立的情緒，東鄉之案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要想做一個輕鬆太平的巡撫，眼下十八省怕是找不出一個省來。

　　張之洞苦笑著說：「朝廷所差，身不由己呀！山西再貧瘠，我也只得去赴任了。」

　　「我幫你出個主意，可以讓你躲開這個差使，另謀優缺。」桑治平眨了眨眼睛，狡黠地笑著。

　　「你有什麼好主意呀？」

　　「你可借生病為由，請假三個月，禮部侍郎王世民已病人膏肓，大概在這一兩月內便會出缺。那時你再請醇王幫幫忙，調一調，不去太原，而補王世民的缺。如此，則可免去一項苦差而獲得一優缺。你數任學使學政，一向以詞臣言官聞名於世，補禮部的缺，正可謂人地兩宜，今後仍可以一邊做官，一邊吟詩作文，不失文人本色。」

　　「仲子兄此言差矣！」張之洞正色道，「古人雲，士大夫于進退之處，當謹慎自重。我張之洞一生清白狷介，於自身進退之處光明磊落，不願也不屑於玩弄此等小伎倆。上個月醇王召見我，問我若有巡撫與侍郎兩者可選的話選何缺。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願選巡撫。不是不知道巡撫苦累而侍郎優裕，乃是願為國為民做幾件實事。早在進翰苑之初，我就對子青老哥說過：平生志趣，雅不以文人自命。文人清高，自娛有餘，若幸而有幾篇詩文做得好的話，不僅可享譽當時，還有可能傳名後世，但究竟于國于民實效不大。倘是命運不濟，不得實職，也只得如此了。我今日幸而得到太后、皇上器重，外放一方巡撫，且正當年富力強之時，豈可因所赴之地貧瘠艱難而止步？仲子兄，實話對你說，只要能為山西百姓辦成幾樁實事，給山西百姓帶來實惠，我日後就是累死于三晉，也心甘情願，決不後悔！」

　　「好，志氣可嘉！」桑治平擊掌贊道，「香濤兄之志與桑某不謀而合，剛才的話，不過戲言耳，請萬勿記在心上。關於履任後的打算，你有沒有好好想過？」

　　「實話告訴你吧，我奉旨才幾天，內人便因難產而去世。遭此不幸，方寸迷亂，故這一個多月來根本無心思考履任後的打算，我很想聽聽你的高見。」

　　聽到這話後，桑治平心頭一沉：人生禍福真是捉摸不定。他知道遇上這等不幸之事幾句安慰話並無補益，不如不說，只以沉默來表示心中的同情。

　　過了好長時間，桑治平才開口：「陶淵明說得好：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嫂夫人該去就讓她去吧！生者活在世上，該做的事也還得要去做！」

　　「也只能這樣想了。」張之洞無可奈何地應了一句。

　　「你請我出來為你佐幕，這是你相信我，我很感激，惟其如此，才更須坦誠相待。我要對你說句老實話，我這二十年來差不多已拋開了儒學，我習的乃是雜學，兵家、陰陽、墨、道一併看重，尤重管學即管子之學，愛讀《鹽鐵論》，奉管子、桑弘羊為宗師。從名教角度來看，我乃野狐禪一類，不為正統士人所齒。你是清流名士，或許難於接受，與其日後不歡而散，不如今日先挑個明白，行則共事，不行則各不相干。」

　　以儒家信徒自居、以聖人名教為性命的張之洞，乍一聽到這番話，頗出意外。不過，他到底不是倭仁、徐桐那樣的迂腐理學家，稍停一會兒，他說：「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桑弘羊創平准均輸良法，都是一時之大才，奉管、桑為師，也並非不好。你不妨詳細說說你的看法。」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變，近兩千年來的一家獨霸，這對鞏固皇權統一人心或許有利，但卻扼殺學術壓制人才。尤其不好的是，儒家發展到後來成了一門空疏之學，虛偽之學，與孔子當年的學說相差甚遠，與國計民生更是毫無聯繫。依我看，中國淪落到今天國弱民貧的境地，尋根溯源，便要追尋到漢武帝所推行的這種霸道國策上去。」

　　張之洞用心聽著這位隱逸者的獨特議論，注意到他並沒有攻擊孔子的學說，只是指責西漢以後的儒家學派，這與全盤否定周公孔孟還是有區別的。

　　「天底下國與民的事，《管子》一書開宗明義就講清楚了。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又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又說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一部《管子》反復陳述的就是這幾層意義，而這幾層意義則揭開治國治民全部奧秘。也就是說，為政者的所有作為，最終的結果都要落實到百姓的頭上，即使百姓快樂。快樂在於富有，富有在於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才知禮節榮辱。而二千年來的所謂儒學只講禮節榮辱，不講衣食財富，完全顛倒了本末。香濤兄，在我看來，中國之誤，誤在從政者只重虛不重實，只重末不重本。這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又如何能把國家治理得好？」

　　張之洞心想：他的話雖然偏頗了些，但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士人的興趣確實重在禮義廉恥上，對農工商不屑於過問，特別是宋明以來，更大談心性命理等等，越談越玄，越談越空，故後人批評宋明亡國就亡在空談上。誠如管子所說的，禮節榮辱建立在倉廩衣食上，尤其是鄉間農夫市井小販，他們不懂詩書胸無大志，吃飽穿暖才是他們的追求。過去做學政，做翰林，打交道的是士人官吏，他們都衣食無憂，自然有心思談禮節談榮辱。現在去做巡撫，錢糧賦稅肅匪辦案，樁樁件件都是與小民打交道。小民求的是溫飽，巡撫又怎能不去關心他們的溫飽？

　　想到這裡，張之洞說：「管子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話極有道理。做牧民之官，應時時記取這兩句話，讓百姓足衣足食。其實，聖人之教也很注重這方面，孟子說黎民不饑不寒，不王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講為政者當順民心，使百姓有吃有穿。」

　　桑洽平面露欣色說：「香濤兄果然是明理達事的人，如此說來，我們有共同的語言。依我看，你此去山西應重在為百姓謀實利，也就是說為百姓的豐衣足食而努力，要用三五年的時間，使三晉百姓富足起來，如此你張香濤才是一個好巡撫；至於具體如何富民裕民，到達山西後再從容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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