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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我先前不理解為什麼您用『天演論』作為書名而不採用原名，後來我漸漸地明白了。」楊度黑亮的眸子放射著光彩，這情形頗像二十年前坐在東洲明杏齋裡似的。「我後來讀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發現赫胥黎是一位忠誠的達爾文主義者，但他又與達爾文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贊同達爾文的自然規律，卻不同意把這種規律引向社會倫理關係，他認為人與動植物有著大不相同之處。人能征服自然，人能勝天。而這一點，老先生您是不能全部贊同的，您更趨向於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斯賓塞將達爾文主義普遍化。您對斯賓塞很崇敬，但又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觀點，因為斯賓塞的理論為一切侵略者的行為作袒護。您是一位真誠的愛國主義者，您譯西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於喚醒中國人，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您不能容忍列強侵淩中國瓜分中國的強盜行為。所以您最終還是更趨向于赫胥黎，把他的書譯過來，並加上自己的按語，啟示國人，又指出赫胥黎的不足之處。並有意不用其原名，也就是不贊成赫胥黎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分割開來，故用『天演論』三字來包括這兩部分的內容。老先生，我這個理解對嗎？」

　　嚴複用心聽完了楊度這段長篇陳述，心裡暗自驚奇：《天演論》出版二十年了，不計其數的人和自己談過這部書，但像楊度這樣通過書名的比較來看出自己翻譯過程中的良苦用心，並通過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的比較來窺探自己思想的讀者，還從來沒有一個。這個楊皙子，真不可小看，難怪有這麼大的名氣，難怪他一心想當國務卿。看來此子不是凡才。

　　嚴複不自覺地將腰板伸直了一下，精神顯然有所增加：「你剛才說的話有些道理。赫氏顛倒了一個本末關係。他認為人之所以相互結為群體，是因為人心善的原故。其實不然。人之相結為群體，是天擇的結果。在漫長的歲月中，結為群體的人的力量增強了，就存在下來了。反之，不結成群體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災害，就淘汰了。在物競過程中證明了群體的重要，然後才有鞏固群體的道德觀出現，即善心的出現。所以，競爭、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進化規律同樣適用於人類種族和社會。不過，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畢竟還是有別於動植物之處，通過自力自強是可以改變現狀的。所以我還是最看重赫氏這部書。」

　　得到了老頭子的贊同，招來了他的興致，楊度遊說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將老頭子的興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這是對我的極大鼓勵。我們中國人目前需要的正是這種認識，既看到優勝劣敗的嚴酷事實，同時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轉劣為優轉敗為勝的。我最喜歡《天演論》最後的那幾句詩，您譯得真是太好了。」不待嚴複的答話，楊度便自個兒背起來，「掛帆滄海，風波茫茫，或淪無底，或達仙鄉。二者何擇，將然未然。時乎時乎，吾奮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這幾句詩一背，果然大大引發了嚴複的興頭。畢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結成的最為得意的碩果，面前的這個後輩既對這部書如此的珍重，又有這麼強的思辯能力。作為一個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個熱情而冷靜的愛國者，嚴複能拒絕與優秀後輩的深談嗎？他正要打疊精神與楊度好好談下去，卻不料一陣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來。嚴賺忙從書房裡出來，幫助老父撫胸擦背。

　　楊度見狀，忙起身說：「老先生，我的秘方雖一時不能寄來，但我有一個醫術極高明的德國醫生朋友。我明天請他給您瞧瞧如何？」

　　嚴覆信西醫勝過信中醫，德國醫術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點頭答應。

　　第二天上午，楊度通過袁克定，將袁世凱的保健醫生德國人希姆爾博士請來嚴宅。希姆爾久聞嚴複大名，對他很尊敬，且兩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談更增添了幾分親切感。希姆爾仔細地對嚴複進行診斷，給他打了一針，又留下一小瓶藥丸，約定三天后複診。

　　三天后，楊度又陪同希姆爾來了。希姆爾又給嚴複打了一針，又留下一小瓶藥丸。就這樣，楊度陪著希姆爾來了五次，給嚴複打了五針，吃下五小瓶藥丸。嚴複的氣喘病大為好轉，精神也奮發多了。這次，他主動約楊度，願與他作一次深談。

　　楊度應約而來，嚴複親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韓》那篇文章裡說，苟求自強，則六經且有不可用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前兩年您又積極提倡讀六經。您為什麼到了晚年又改變了中年時的看法呢？」寒暄幾句後，楊度有意將話題引進自已所設下的圈套。

　　比起半個月前來，嚴複不僅氣色好多了，而且興致也濃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楊度提出的問題：「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進步的一面多些，對中國傳統學問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歐洲爆發的大戰，我愈來愈看清了，歐洲三百年來之進化，其實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再對照看看孔孟所倡導的仁義道德，在人格培養方面，西方和中國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西方在技藝方面的進步確乎大大超過中國，但他們忽視人格的培養，而人格的培養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讀經，意在以孔孟之教來化育中國民眾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於技藝研習之上的。」

　　「對於個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來表明其人的特性；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數萬萬人合起來則形成一種特性，我近來用了一個名稱來表達，叫做國民性。」

　　「國民性」，楊度掂量著這個新名詞，覺得這三個字組合得很好。

　　「國民性即大多數國民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共性。」嚴複補充說明。「我跟你說一件事。光緒三十一年，張翼以開平礦務局的訟事約我一起去了趟倫敦。孫中山先生那時剛好在倫敦，聽說我來了，就來拜訪我，跟我大談排滿革命。他把革命描繪成救中國的萬應靈藥，我不以為然。我說，以目前中國國民品格之劣，智識之卑，即使用革命來除弊病，從甲身上除掉了，又會在乙身上發生，從丙身上泯滅了，又會在丁身上出現。當今之急務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變優了，國家的面貌才會從根本上改變。孫中山先生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實行家，我是決計要實行革命的。」

　　楊度插話：「巧得很，也是光緒三十一年，我在東京與孫先生也有一場辯論。孫先生主張暴烈革命，我主張漸次改良。孫先生主張民主共和，我主張君主立憲。我們辯論了三天三夜，誰也說服不了誰。老先生，聽說您也是不主張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來不提倡民主共和。」嚴複將頭上黑白相間的長髮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說，「民主共和是要在一個國民性相當優秀的國度裡才能實行得好。打個比方來說，人要長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別是非，獨立辦事。年幼時不成熟，沒有獨立處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幹的大人來呵護，來指導。美國，法國這些國家國民性比較優秀，他們可以行民主。中國的國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帶領他們的大人。故中國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憲。」

　　見嚴複自己鑽進了圈套，楊度很高興，忙說：「老先生真不愧為中國人中的先知先覺，您真是把中國的國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憲制，辛亥年全國民情洶洶，都說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時拗不過大家，改變立場也主共和。共和實行了四年，國家沒有起色，更談不上立憲。袁大總統深諳中國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專制。這其實是在作偽。」

　　嚴複說：「二十年前我就說過，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

　　楊度忙說：「您概括得精闢。這樣作偽下去最終必變為無恥。我和幾個朋友商議，與其假共和真專制，不如乾脆行真專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憲制。」

　　嚴複吃了一驚：「你說什麼？」

　　楊度說得更明白了：「我說我們主張改國體，變民主共和制為君主立憲制。」

　　嚴複搖搖頭說：「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廢除，這時又來再提君主立憲，豈不是笑話？國事非同兒戲，豈容一變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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