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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往事有一些如夢如迷。人類歷史有時也仿佛一段噩夢，留下一個啞迷。
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距今已經有35年。35年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瞬，而對多
數人則是半生。許多當事人也已經不在了，無論是鬥爭的領導者或當時鬥爭的對象。
今天五六十歲以上的人偶然憶起那場政治風浪，大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的意味。
記得一些人的遭際，記得一些人的嘴臉，記得幾句社論，幾聲口號，記得一種
氣氛，一些鏡頭和細節……他們不是歷史學家。
至於這一反右派鬥爭是怎麼「爆發」 的？從4月27日中共中央發佈指示，開始
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人們響應號召向各級黨
組織和黨員幹部提出大量批評和建議，到6月8日黨內發佈指示「反擊右派分子的猖
狂進攻」，四十二天中這樣的劇變，是突如其來的嗎？是偶然發生的嗎？是像有些
人說的某些尖銳意見唐突了最高領導人，以致「一怒安天下」？或是像有人說的重
演了封建時代的「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亂道……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
少」？[1]或者既不突然，也不偶然，而有深遠的背景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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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詞林紀事》：「徽宗即位，下詔求直言，時上書與廷試直言者俱得罪，
京師有謔詞云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亂道。人人招是駱賓王，並洛陽年
少。 自訟監官及嶽廟，都一時閑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這方面的歷史專著。然而，應該感謝《毛澤東選集）第
五卷的編者， 使我們能從已入選的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中，瞭解毛澤東
在這一時期也就是反右派鬥爭以前和反右派鬥爭期間的思路，瞭解他關注的主要方
面，以及他一直堅持到晚年的一些論斷形成的根據和過程。
一
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為反右派鬥爭的歷史留下的一份證詞，
也是我們索解反右派鬥爭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何以在此時而不在被時，何以是這樣
而不是那樣的一把鑰匙。
人們熟知，毛澤東是把「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當作
「革命的首要問題」的[2] 。作為一個政治實踐家，他就是在對社會各階級的經濟
政治利益的分析的基礎上，做出敵我友的基本判斷，從而建立起依靠誰、團結誰、
孤立和打擊誰的階級路線，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統一戰線，以及一整套戰
略、戰術和策略思想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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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第一
卷，3頁。
對於作為體系的毛澤東的思想，不僅需要完整地全面地去理解，而且需要發展
地即從動態中去理解它。隨著黨的政治實踐的發展，毛澤東的言行經常突破原有的
結論，這反映了他思想的活躍變化和實踐的靈活性；然而在他思想中曆幾十年不變
的，是要由共產黨領導在完成以「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為標誌的新民主主義
革命之後，進一步消滅資產階級，建設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信念、
理想和努力方向。
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之初，毛
澤東充分估計了內外敵人的存在與活動，經濟和政治的困難，認為立足未穩，採取
了十分謹慎的態度，例如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在土改中不但不動資本主義富農，
而且不動半封建富農（1950年3月12日）[3]；對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人士許諾實行
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在很遠的未來」（1950年6月23日）[4]。他1950
年6月6日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闡釋了「不要四面出擊」的戰略策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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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徵詢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毛選》第五卷，13頁：「……我們
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現在已經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組織上都形成了，而民
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繫的，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哲時不動半封
建富農似較妥當的。」
[4] 《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毛選》第五卷，27頁：「只要人們在革命戰
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又在今後多年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
有所貢獻，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
的將來），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
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
我們一方面要同他們作鬥爭，另一方面要團結他們。要向幹部講明這個道
理，並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土和知識分
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
從敵人方面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
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於勞動人民，現在我們需要採取這個策略。
總之，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
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
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
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
殘餘、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就
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我們
的戰略策略方針就是這樣，三中全會的路線就是這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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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要四面出擊》，《毛選》第五卷，23－24頁。
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是在激烈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中形成的，它的核心是在一
定的時期為了完成一定的任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力地孤立和打擊敵人，
一切包含在統一戰線內的社會力量，即屬「人民」的範疇。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
會議籌備會上許諾選舉一個民主聯合政府以後說：「這個統一戰線是如此廣大，它
包含了工人階級、 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49年6月15
日）[6]半個月後，他又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裡重申：「人民是什麼？
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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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毛選》第四卷，1400、1403頁。
[7]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選》第四卷，1413頁。
理解「人民」是什麼，相應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什麼，非常重要；因為
這與毛澤東「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
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密切相關，與毛澤東後來明確提出的「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
主義社會中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密切相關。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毛澤東所指的人民以及相應的統一戰線的內涵是有變化的；
而無論在哪個階段，毛澤東在理論上堅持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和以工農聯
盟為基礎的原則，1949年組成「人民」的四個階級並不是平列的。當時有人解釋五
星紅旗，說一顆大星代表党的領導，得到首肯，說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四個階級，其
所以受到批駁， 就是由於這樣的誤會。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就指出：「無產階級
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
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
「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去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
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8] ，以便於孤立和打倒敵人，
取得革命勝利，並在勝利後建成社會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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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選》
第四卷。1375頁。
在這裡，毛澤東所說：「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
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就是指當時和後來習慣所稱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以及
「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要團結他們，是以他們「能夠同我們合作」為條件
的。
在這裡，毛澤東把要去「團結」的「知識分子」，同與工農一起作為「基礎力
量」亦即黨的依靠力量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加以區別的。後者即革命知識分子，
一般是指直接參加了党所領導的革命鬥爭的知識分子，是已經或正在實現「革命化」
的；前者即所謂現有的知識分子，早在1945年毛澤東著名的《論聯合政府》中說到
「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時，就指出「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
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9] ，這
就是說，現有的知識分子只有接受党的領導，成為對黨在革命鬥爭中和革命勝利後
各項任務的「有用」之材，才能成為團結和教育的對象，從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否
則將格格不入，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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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論聯合政府》，《毛選》第三卷，1031頁。
在統一戰線內部，或者說在人民內部，在作為團結對象的民族資產階級、民主
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中問，毛澤東沒有忘記，「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
我們的敵人」，「從敵人方面分化出來了」，「多少有點可能團結」，處於團結的
邊緣。毛澤東對於政治上的敵人和對手如蔣介石，是認為看他的過去便可以知道他
的現在，看他的過去和現在便可以知道他的將來的；他對曾經是敵人和對手而現在
「到我們這邊來了」的人們保持高度的警惕，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二
毛澤東確實是如有人所說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領導者。
到1952年中，他就把確認當前國內主要矛盾的課題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來了。他
這一年6月6日在一個批語中說：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
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 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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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 ，《毛選》第五卷，
65頁。
關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的觀點，毛澤東從此毫不動
搖地加以堅持。儘管在幾年後由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
勝利」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
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
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也並未因大會通過的決議而改變自己的
看法。 他在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重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
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
矛盾。」「『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
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 [11] 如果說路線分歧的話，那末從
1956年「八大」以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樣一個植根於對國內主要矛盾
的不同提法的路線分歧，是確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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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選》第5卷，475頁。
而在1952年，這樣的路線分歧還不存在，產生這一路線分歧的前提還不存在—
—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但還沒有基本完成，而且還遠遠
沒有開始，「三大改造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
命」[12]，而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堅持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全國勝利以後，國內
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毛澤東說，「後頭沒有公開提，但是事
實上在那裡做了，革命已經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幹的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這件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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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選》第5卷，475頁。
[13]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選》第5卷，475頁。
1953年6月至8月，毛澤東以批示形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4]，把這
個不同革命階段的「暗轉」公佈出來，通過各種媒體的宣傳，廣大群眾瞭解當前已
經進入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一般是在1953年秋冬以至1954年
了；而這一過渡時期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對於當時沒有讀到過七屆二中
全會文件[15]的許多人是大出意外的。由於以為共和國成立以後將有一個搞「新民
主主義」的階段，一些領導幹部被毛澤東批評為右傾的錯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
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這樣三句話，被
批評為不願遵照甚至公然違反七屆二中全會的原則[16]。在處於被領導地位的人裡
面，特別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
耽於身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錯覺，就會在思想和行動上發生錯位。現實將糾正這一
錯位。 他們終將在現實的教訓面前，意識到自己在新的革命階段即從1949年10月1
日開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過渡時期裡，成為革命的對象；而這個過渡
時期，毛澤東最初說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後來訂正為「一個相
當長的時期」[17]。「三大改造」大大提前在1956年初宣告基本完成；而從1953年
算起十年到十五年後，正是準備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一切被稱為資產階
級的人、物、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自然理應成為全面專政的對象。總之，這就
是橫在人們面前的「社會主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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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選》
第五卷，81頁、89頁。
[15] 主要是毛澤東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全議上的報
告（1949年3月5日）》，《毛選》第四卷，1362頁。這一著作收入《毛選》第四卷，
是1960年第四卷出版才公開的。
[16] 《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選》
第五卷，81頁、89頁。
[17] 《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選》
第五卷，81頁、89頁。
確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公開宣佈中國早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報刊廣播
的宣傳和公開發表的文件一般稱為社會主義改造） ，時為1953年8月；毛澤東接著
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批判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8月） ，在有中央人民政府委
員和政協全國委員參加的會議上「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9月）[18] ，意圖借
此「典型」，在全國開展有關總路線的「辯論」。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講話尤其值
得注意，它同毛澤東不久以後為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所寫的序言和按語，
以及反右派鬥爭中一系列的文章，影響了名為思想辯論實為政治批判的一代文風，
影響了政治風氣，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輿論和政治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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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 、《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毛選》
第五卷，90頁，107頁。
在從事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的年代，毛澤東強調對於革命的領導權，對於統一
戰線的領導權。那末在建立了共和國，成為執政黨以後，是否還存在領導權問題呢？
毛澤東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中回答道：
我們是堅持無產階級對於一切問題的領導權（工人，農民，工商業者，
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民眾團體，工業、農業、政治、軍事，總之一切），
又團結，又鬥爭。如果想摸底，這又是一個底，這是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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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毛選》第五卷115頁。
在毛澤東那裡，党的領導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是堅定不移的，「大權獨攬，
小權分散」是他的一貫主張，他把「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他經常擔心黨的絕
對領導沒有在一切方面鞏固樹立起來，加上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越是勝利，階級鬥
爭越是激烈的論斷的影響，在中共決策層也形成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
造的進展，階級鬥爭更為複雜和尖銳起來的共識，毛澤東以特有的敏感關注著階級
鬥爭的動向，或者說搜索敵情。
毛澤東作為宏韜遠略的軍事家，時時記住把戰爭的主動權操在自己手裡。1955
年3月， 他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說：「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
來想，來部署。無非是這些壞得不得了的事：帝國主義者發動新的世界大戰，蔣介
石又來坐北京，高饒反黨聯盟一類的事件重新發生，而且不只一個，而是十個，一
百個。儘管有那麼多，我們都先準備好了，就不怕了。」基於這種「防患於未然」
的防範性考慮，他在總結高饒事件時提出，「準備對付突然事變，準備對付反革命
復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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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選》第五卷，153頁。
這時， 首先進入毛澤東視野的除了1955年4月被捕的潘漢年的案件以外，無疑
就是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 毛澤東在1955年5月寫道：「過去說是『小集團』，不
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
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
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21]這與十一年後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
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
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
人物，清洗這些人」的思想是一貫的 [22] 。反胡風鬥爭的規模雖然不能同後來的
「文化大革命」相比，但當時確是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中頭等大事，大張旗鼓，家喻
戶曉，並且由此引發了一場自1955年7月1日展開的新的肅反運動（全稱是「肅清暗
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23] ，「在一千二百萬人的範圍內，進行肅反工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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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的序言和按語》、《毛選》第五卷，
163頁。
[22] 在1963－1965年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為「四清」 運動），就
是從基層政權有大約三分之一「不在我們手裡」的估計出發的。
[23]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8日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列舉的成績中
有：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當時已經定案的有八萬一千多名，其中現行犯有三千
八百餘名；同時，還有一百三十多萬人弄清楚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問題。
[24]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毛選》第五卷，200頁。
與此同時，圍繞著農村中的合作化問題和糧食問題，正進行著遍及黨內黨外上
自領導下至群眾的一場辯論。有些地方還發生死牲口等事件。毛澤東形容「1955年
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25]而到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已經以勝
利的姿態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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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選》第五卷，233頁。
拿過去一年國內的階級鬥爭來說，我們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個是進行
反唯心論的鬥爭，一個是鎮壓反革命，一個是解決糧食的問題，一個是解
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在這四個問題上的鬥爭，都帶著對資產階級作鬥爭
的性質，給了資產階級嚴重的打擊，並且在繼續給他們以粉碎性的打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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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毛選》第五卷，199頁。
其中「反唯心論的鬥爭」，指「從《紅樓夢》那個問題上開始，還批評了《文藝報》，
以後又批判胡適，批判梁漱溟」。
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送走了1955年。迎來了1956年。在批判了農
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小腳女人」以後，農業合作化即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極快的
速度完成，印證了毛澤東「要善於從本質上發現群眾的積極性」的論斷[27]和從湖
南農民運動以來對群眾運動的信念。這時在「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推動
下，在反對右傾保守的號召聲中，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敲鑼打鼓一夜完成，
1956年1月15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 一個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四
十條」）公佈了；「向科學進軍」口號的提出和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在1956年1月30日的發表； 似乎都預示著一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新階段將要到
來。全國仿佛都在一片熱浪滾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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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選》第五卷，229頁。
三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提出了斯大林問題。同年4月，毛澤東先後同米高揚、
同蘇聯駐中國大使談話，著重指出斯大林「功大於過」，對斯大林「要具體分析」，
「要有全面估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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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人民日報出版社，1963年9月。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講話，對此講得更加明朗：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
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
反所謂斯大林。……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
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
論和唯物論。現在呢，燒到自己頭上來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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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選》
第五卷，323頁
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給他三七開嘛！斯大林的成績算它七分，錯誤算
它三分。這也未必見得準確，錯誤也許只有兩分，也許只有一分，也許還
稍微多一點。總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
這一點，我們同赫魯曉夫有不同意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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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選》第五卷，477頁。
這個成績為主、缺點錯誤次之的二分法，不僅指導對斯大林的評價，而且適用
於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估計，它在毛澤東思想中具有世界觀和方
法論的雙重意義。 毛澤東在1957年1月27日指出，「要足夠地估計成績。我們的革
命和建設，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也有。有那麼多成績，誇大是不行的，但是低
估了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特別在民主人士裡頭有一種議論：『你們
總是講成績是基本的，這不解決問題。誰不知道成績是基本的，還有缺點錯誤呀！』
但是，確實成績是基本的。不肯定這一點，就洩氣。」[31]聯繫到毛澤東曾經指出
「胡風反革命集團」「他們隨時隨地尋找我們的缺點，作為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借
口」，就可以知道是非問題和敵我問題時常在對成績與缺點錯誤的估計上相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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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選》第五卷，339頁。
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後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發表了《論十大關係》，提出了探
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
針。毛澤東明確宣佈要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治地位；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
子」都沒有丟，「第一法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32]。特別
是1956年夏秋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之後，毛澤東在關注和分析國內各樣社會矛
盾的同時，把許多思想、輿論和基層少數人鬧事的動態，都放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遭到挫折和挑戰這一背景上來認識了。他說1956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
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各種思想還
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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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選》
第五卷，322頁
[33]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選》第五卷，339頁。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 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
級的矛盾的提法，我們現已知道毛澤東是不同意的。大會還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
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
人民民主。毛澤東在那前後的講話或文章裡沒有涉及這個問題；而從七十年代初他
同愛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他說「需要有一點個人崇拜」，這個觀點恐怕
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才產生的。
個人崇拜——後來又改譯為個人迷信，加以區別——問題的提出，還是那個蘇
共二十大。「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幹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
林整得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
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
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毛澤東說，「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
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
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
民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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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選》第五卷，334頁。
毛澤東批評幾位司局長級的知識分子幹部，說：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
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
由」那一套，指出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35]在毛澤東
看來，民主和自由的問題在中國已經解決，並且不是在1957年而是早在1945年以前，
在中央領導的解放區已經解決。他在《論聯合政府》中宣告：「人民的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
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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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選》
第五卷，323頁
[36] 《毛選》第三卷，1019頁。
毛澤東借用「大民主」這個詞，提出「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概念，與「資產階
級大民主」相區別，前者泛指過去的和將來可能發生的由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
領導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包括針對資產階級的「五反」在內。「如果搞大民主，
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能長期共存了。」至於教授「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
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
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這話是在1956年11月15日說的，不是已經為半年
後的反右派鬥爭勾勒出了藍圖的輪廓嗎？
毛澤東自覺地作為無產階級的最高政治代表，緊緊抓住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
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這個綱，眼睛緊緊盯住了「擴大」了的資產階級的動向。本
來，在建國前夕他就說過，「人民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37]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鄉下的地主、富
農，城市裡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因為他們沒有本錢了……
他們腳底下是空的」；同時，毛澤東又指出，資產階級，地主、富農、惡霸和反革
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
就要發作。」他說到「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
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說到電影《武訓傳》中的一枝大筆，幾丈長，
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
不是想復辟？」[38] 這話是1957年1月27日說的，前於《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
盾問題》的講話整整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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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選》第四卷，1414頁。
[38]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選》第五卷，338頁。
毛澤東這篇《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 講到定息問題時說，
「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
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奪的辦法，一個
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
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一年以前，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
議上做的報告中，曾經提出黨要改善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信任他們，支持他
們，給他們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39]。一年之後，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
講到知識分子的問題的時候，指出：「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
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我們敢於
改造資本家，為什麼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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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158－189頁。
[40]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 《毛選》第五卷，333頁，
351頁。
仍然是在同一次會議上的講話裡，毛澤東講到「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後說，「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
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還有地主階級。」雖然沒有定量分析的數據，但
國內「許多人」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人，總是令人惴惴不安；「現在這些人看起來
還聽話，還沒有鬧事。但是假使原子彈打到北京來了，他們怎麼樣？不造反呀？那
就大成問題了。」[41]因此，「我看要準備出大事。」「不怕鬧，有精神準備，才
不致陷於被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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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選》，第五卷．342頁。
[42]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選》，第五卷，352頁。
毛澤東在1月27日說：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民主人
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
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
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
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
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
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
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這就是後來施之於反右派鬥爭的掌握鬥爭主動權的戰略、戰術和策略，此時已
經基本形成。 毛澤東隨後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正確處
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的講話，3月12日作了《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
的講話》 （前者同年6月在反右派鬥爭中發表，後者直到60年代才在《毛澤東著作
選讀》中公開發表，都對當時講話作了「整理」或「補充」）。毛澤東這時真如他
自己說的，「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了。
據一份大事記，後來被稱為右派首領的章羅聯盟的章伯鈞、羅隆基，曾在全國
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1957年3月5日至21日）講過話：
章伯鈞在18日會上宣傳他的反動的「兩院制」思想，說政協工作的內
容和方法也將日趨完善充實，要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政協這個組織
可以逐漸成為中國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議會制度的民主一環。羅隆基在19日
會上開始攻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說領導幹部從軍事革命工作轉到文
教工作崗位上來，也應該熟悉中國土大夫階層中成長起來的高級知識分子
的特性，今天批評、鬥爭和改造的團結方式同所期望的「禮賢下士」是有
矛盾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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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四個月的大事簡記》，《1957年的春天》附錄。學習雜誌社1958年4月
出版。
手頭資料不足，不知道羅隆基有兩句涉及党對知識分子的領導的話，是否也是
這樣講的；毛澤東一再給予批評，顯然認為是要害問題，使他印象甚深：
羅隆基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怎麼能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
子？他這個話不對。他說他是小資產階級，其實他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
的「小知識分子」就是要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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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選》第五卷，479頁。
現在知識分子有五百萬人，資本家有七十萬人，加在一起，約計六百
萬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萬人。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是比較
最有文化的，最有技術的。右派翹尾巴也在這裡。羅隆基不是講過嗎，無
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就領導不了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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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毛選》第五卷，484頁。
歸根結底，還是一個領導權問題：「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
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領導無產階級？」[46]毛澤東
認為，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他們裡頭
的右派和中間派，對於共產黨、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服氣的；右派是對抗的，中間
派是半服半不服的。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發給黨內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
變化》一文中，說「我們和右派的鬥爭集中在奪取中間派」，左派和右派「互爭對
中間派的領導權」，「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
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面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
此。」[47]毛澤東指出反右派鬥爭主要是政治鬥爭[48]。而這場政治鬥爭的戰場主
要在知識界，就是這個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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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選》第五卷，452頁。
[47] 《毛選》第五卷，425頁。
[48]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選》第五卷，445頁。
反右派鬥爭是在1957年4月末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中共中央統
戰部和工商聯分別召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舉行多次座談會期
間開始醞釀，隨後在6月8日正式開始的——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題為
《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
什麼》的社論。
整風運動是在頭一年就決定要在1957年開展的：「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
義，三整官僚主義。……比如，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幹部和群眾，不
下去瞭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49]這叫作兩種作
風之間的鬥爭，「我們這些人總是有那麼一點政治資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點
事。……我們每一個同志，都有一點毛病，那有沒有毛病的呢？『人非聖賢，孰能
無過』，總要講錯一點話，辦錯一點事，就是什麼官僚主義之類。這些東西往往是
不自覺的。」[50]因此，共產黨的整風是整作風問題，後來各民主黨派、整個社會
的整風則是整路線問題，「整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革命路線」 [51] ；更確切地說，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 小資產階級
（農民和城鄉獨立勞動者），特別是富裕中農，也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
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基本隊伍，則是整頓作風的問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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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選》
第五卷。
[50]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選》第五卷，442頁。
[51]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選》第五卷，450頁。
[52]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毛選》第五卷，457頁。
這一全民整風自然是涉及億萬人，一直持續到1958至1959年的大躍進中。而在
反右派鬥爭中作為孤立和打擊對象的右派，最後劃為右派分子的，據有關領導部門
公佈的數字為53萬人。
四
熟悉黨內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中，提出各個階段的任務，
是以對政治形勢即各個階級的動向、態勢和力量對比的估計為根據的。
且看他對1956年下半年形勢的認識。
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
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
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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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選》第五卷，475頁。
這個「去年下半年」，在國際上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國內發生過什麼事
情呢？ 關於經濟領域，人民日報6月20日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
緒》 ， 是由陸定一起草、劉少奇定稿的，據說此文中心是反冒進，把冒進說成是
「上面逼出來的」，是公然對抗毛澤東1955年的幾次批判，毛澤東認為形式上兩面
反，實為反左，有原則性錯誤。政治領域的大事自然首推八大，我們已經知道毛澤
東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持有異議。意識形態方面，廣大知識分子受到「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方針和「向科學進軍」口號的鼓舞，思想開始活躍，例如文學方面就出
現了一些比較真實地反映現實，多少揭露了生活中的某些陰暗面，像官僚主義等等
的作品。有些評論性文章開始提倡獨立思考，有擺脫教條主義的跡象。這就是毛澤
東後來說的，「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前者是「左」，後
者是右。「有些被攻擊的『教條主義』，實際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錯誤。有些被攻擊
的『教條主義』，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54]；毛澤東的這一洞察，成為一種思維
模式，同樣可以適用於其他方面，並且實際被廣泛地普及了，例如：有些人反對的
宗派主義，實際上是党的領導，有些人反對的官僚主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一張
一弛，文武之道，毛澤東自認為1956年下半年把階級鬥爭「弛」了一下，放鬆了一
下，接著便要抓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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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事情正在起變化》，《毛選》第五卷，425頁。
事情還遠遠不止是對1956年下半年形勢的估計，更推廣到對「過去七年」的估
計：「過去七年，我們形式上有主動，實際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動。反動派是假投
降，中間派的許多人也不心悅誠服。」（1957年6月8日）[55]怎樣轉為真的主動呢？
「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
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
只潰亂一小部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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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選》第五卷，432頁。
[56] 《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選》第五卷，433頁。
這是既定方針，這個方針不是在1957年4月末到5月上半月才確定的，而是經過
毛澤東長期的深思熟慮，符合毛澤東從戰爭時朗開始就在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鬥爭
和黨內路線鬥爭中習慣了的思路。因為在反右派鬥爭前夕出現在毛澤東面前的右派，
有些過去本來就是敵人，有些是在新的歷史階段成為革命對象即敵人的；「人民內
部可以分化，一部分變為敵人。比如右派……我們公開宣佈，他們是敵人，我們同
他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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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做革命的促進派》，《毛選》第五卷，478頁。
時過境遷，我們回過頭來檢視當年的「右派言論」，就我們的閱讀範圍來看，
那些批評和建議絕大部分是提得對的。 毛澤東在1957年5月15日也說過：「右派的
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不能一概抹殺。」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右派的特徵是他
們的政治態度右。他們同我們有一種形式上的合作，實際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
有些事不合作。平時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鑽，如像現在這樣時機，就在實際上不想
合作了。」「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善意，惡意。不是猜
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58]以「看得出來」判斷善意和惡意，指控敵對情緒，
這樣做本身就帶有濃重的情緒色彩，容易導致主觀隨意性。據此進行批判，就會離
開耳熟能詳的「擺事實，講道理」愈來愈遠；據此進行組織處理，就會悖離「以事
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治原則。把敵情估計得嚴重到幾乎要天下大亂，而
按照比例，當時高級知識分子中左派、中間派合計約占百分之八十[59]其餘便都是
落後分子。——「我們從來就是把人群分為左、中、右，或叫進步、中間、落後，
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罷了。」[60]在運動中的估計，不同單位右派分子占百分
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可能多些，可能少些」[61]，以當時知
識分子為五百萬人計，所公佈的53萬名扣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之數，正是百分之
十許。終毛澤東一生，他不認為發生過「擴大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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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事情正在起變化》，《毛選》第五卷，426，427頁。
[59]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選集》
下卷， 163頁。他說：「關於知識分子的目前的政治情況，許多單位作了統計。這
些統計表明：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擁護社會主
義、積極為人民服務的進步分子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
般能夠完成任務，但是在政治上不夠積極的中間分子也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
兩部分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覺悟或者在思想
上反對社會主義的落後分子約占百分之十幾，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約占百分之
幾。」
[60] 《事情正在起變化》，《毛選》第五卷，428頁。
[61] 《事情正在起變化》，《毛選》第五卷，426頁。
的確，當時有個別遭到嚴厲批判的民主人士如馬寅初、張奚若，並沒有被扣上
右派帽子。這顯然出於我們目前還不知情的某些考慮。
例如， 張奚若繼5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集的座談會上講了官僚主義、主觀
主義和宗派主義之後，5月15日又講四種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
第三，鄙視既往；第四，迷信將來。他最後說：當然，不是說大的都不好，過去的
都好，將來的都不好，問題在於要有區別，要有適當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
單調，不要腦筋簡單。他說，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腦力勞動者的很
大的負擔。但這也不是什麼難辦的事情。只要虛心一點，就能夠辦到。
我們從當時人民日報摘要報道的張奚若講四種偏差的話看來，都是一些平實之
論，不知道為什麼會招致毛澤東尖銳的駁斥：「我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
功；急無產階級之功，近勞動人民之利。難道你要我好小喜過，急錯近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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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引自《班禪大師》，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
也許我們只能試作這樣的解釋：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如同對資產階級一樣，一
貫採取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而在階級鬥爭的高潮中，要迫使知識
分子接受改造，著重鬥爭，強調鬥爭甚至認為「『整』也是治病救人」[63]，一鬥
一整，雖曰痛快，但勢必把事情搞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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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事情正在起變化》，《毛選》第五卷，429頁。
1957年那個「不平常的春天」，整風中所謂「鳴放」一說，是從「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而來。千百萬人積極投入，他們的言論表明他們希望中國共產黨克服自
己肌體上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以便使大量開始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
得以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得
到解決，避免發生像在匈牙利那樣的事件。毛澤東也是立足於接受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的教訓，希望通過整風，以和風細雨的方式解決「三大主義」的問題，擺脫因脫
離群眾而可能觸發「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64]的
危機；而共產黨的基本隊伍的整風，則本來就是為了更緊地抓住工人階級和資產階
級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開展階級鬥爭，完成政治戰線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避免由於「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而最後形成「匈牙利事件」那樣的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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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毛選》
第五卷324－325頁。
反右派鬥爭的後果是人們已經看到的了。但是對反右派鬥爭的歷史教訓是不是
充分汲取了呢？
魯迅在《隔膜》和《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兩文中，曾經對歷史上的思想、言論、
文學之禍作過一些犀利的分析：
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
「思不出其位」。……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
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糊塗。[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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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
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
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 他不過感覺靈敏， 早感到早說出來
（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政治家認定文
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
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
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
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世
界文藝的趨勢，大都如此。[66]
[66] 《魯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
魯迅的概括是有普遍意義的。然而他沒有能夠看到中國進入無產階級（經過共
產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狀況，我們更不能簡單地以魯迅的話來解釋我們
遇到的問題。反右派鬥爭乃至反右派鬥爭之前，由於在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
政下所處的階級地位不同，世界觀、思想方法以至文化背景不同，人們之間例如黨
內與黨外之間、 領導與群眾之間、 工農與知識分子之間，在思想感情、語詞表達
（包括對一些概念的理解）上確實存在著「隔膜」，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也存在著角
度、深淺和先後的不同。不過，這都是難以避免的，不是在宣佈「大規模急風暴雨
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以後又來了一次和平時期的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
即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預演的反右派鬥爭的深層原因。
我只是在重新閱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努力依照毛澤東的思路，去弄清
反右派鬥爭甚至它的「擴大」化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進一步分析就非我學力所
及了。
199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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