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歸去來

歸去來(1)

　　我知道，北玲有一樁未了的心願：回陝北，再看看那片黃土連天的高原。她曾對我說過，當她躺在美國的醫院裡，剛從那次瀕死的大手術中活過來，見窗臺上友人們送來很多鮮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黃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類。她說，她熬著傷痛，昏睡，偶爾醒來就看見那束花在陽光裡或者月色中開得樸素又鮮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說，有十幾天，也許更久，別的花慢慢凋謝，唯獨那束山丹丹一樣的花一直不敗，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遠方那片黃土地上的精神又來給她信心和幫助。

　　她說：「等我的病見好一點兒，立哲要帶我回一趟陝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個孫立哲——當年的知識青年模範，在窯洞裡為農民做手術的赤腳醫生。立哲當年的事蹟頗具傳奇色彩：只上過初中二年級，卻在土窯洞裡做了上千例手術，小至切除闌尾，大至從腹腔裡摘出幾十斤重的腫瘤。我可以做證這既非訛傳也無誇張。我與立哲中學同學，在陝北插隊同住一眼窯洞。他第一次操刀手術，我就在他身旁，是給村裡的一個男孩兒割去包皮。此後他的醫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陝北那座小山村裡，他內外婦兒各科一身兼顧，治好的病人以數萬計。那小山村真名叫關家莊，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叫它作「清平灣」。

　　最早聽說北玲，大約是一九七四年，聽說陝北知青中有幾個師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寫一部知青題材的小說，才女中就有吳北玲這名字；那時我也正動了寫小說的念頭，這名字於是記得深刻。第一次見她是在一九七八年，初秋，下著小雨，一個身材頎長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後走進我家。立哲說，她叫吳北玲，也是陝北插隊的。我說，噢——我知道。立哲說你怎麼知道？我說，早就知道，行麼？立哲笑道：行。北玲脫去粉紅色的雨披，給我的印象是生氣勃勃。其時她已在北大讀中文系。立哲說一句「你們倆有的聊」，就去忙著包餃子（他拌的餃子餡天下一流，這一點，幾年後在芝加哥得到驗證）。我便像模像樣地跟北玲談文學。餃子熟時雨停了。

　　那晚月色極好，我們坐在小院兒裡吃餃子，唱遼闊的陝北民歌，又唱久遠的少年時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還在耳邊：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立哲說北玲的手風琴也拉得好，北玲說等哪天她要帶著琴來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個靈魂就會消失，尤其那樣一個生氣勃勃的靈魂。

　　此後立哲住在我家養病，陝北十年給了他終身受益的磨煉，同時送給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待不住，幾乎天天往我家跑，當然是因為立哲。那時我初學寫作，寫了拿給北玲看，不知深淺地占去這癡情人的很多時間；北玲的文學鑒賞力值得信賴。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課來，很晚才走，每次進得門來，臉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話：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臉上那句話便不斷地響，然後不管立哲在哪兒她就騎上車去找。立哲正在身體上和政治上經歷著雙重逆境，北玲對他的愛情，唯更深更重。

　　半年後，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北二醫的研究生，北玲迂回著表露她的驕傲：「真不知這小子什麼時候念的書，考試前三天還又釣魚又跳舞呢。」有一天一夥同在陝北插隊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們：「什麼時候結婚呀你們？」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隊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電話回家：「媽，你準備準備，我明天結婚。」「精神病！這哪兒來得及？」「有什麼來不及？陝北這幫人一塊吃頓飯就得。」

　　婚後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繼去了美國，一個學醫，一個學比較文學，一去又是十年。他們從美國寄來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輕，朝氣蓬勃；立哲卻胖起來了，激素的作用，聽說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卻少，他們太忙。聽說立哲對實驗動物過敏，幾次因窒息被送進醫院，他的導師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轉行；之後聽說他們開辦了「北方餃子公司」，「孫太太的餃子」聲譽極好；之後又聽說他們創建了「萬國圖文」和「萬通科技」公司，在美國每年註冊的這類公司有上萬家，三年後仍然存在的只有百分之七，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僅存在下來，而且還有了三四個子公司。

　　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覺，常是一手抓一個電話，脖子上再夾一個，旁邊另外的電話鈴又響起來。我能看見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腳步。在我的印象裡，他除了下棋和釣魚，沒有坐下來的時候，看著他，就像看一場乒乓球賽，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穩重、精細、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檔。令人驚佩的是，與此同時，北玲獲取了碩士學位，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並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還擔任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比較文學家》雜誌主編。

　　一九八九年，北玲回國探親，帶著出生僅四個月的小女兒，說是想讓女兒早些看到中國。小女兒長得很漂亮，睜開眼睛東張西望，不知她對故鄉的第一印象如何。我問北玲，把女兒留在中國嗎？她說：「不，兒子小時候不得不跟我分開，這回我不能再離開女兒，我得做個像樣的母親了。」天色漸晚，我請北玲吃炸醬麵，一邊聽她講在美國的創業史。先是一邊讀書一邊在飯館裡打工，幹最低等的活，一個人負責收拾三四十張餐桌的餐具，一秒鐘都不停地跑，可竟連其他國家的打工者都歧視他們，小費都被別人斂去不給他們留一文。

　　立哲還在搬家公司幹過，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來兩腿打顫，有一次電梯壞了，但不能違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幾層樓，錢卻不多掙。後來他們自己辦起「餃子公司」，開始時食客們尚不識「孫太太的餃子」，全靠電話征訂：「要餃子嗎？孫太太的餃子物美價廉。」孫先生下了課先去四處採購，回到家熬上排骨湯，掄圓了膀子拌肉餡，配料極有講究不容半點兒含糊。芝加哥亮起萬家燈火，是孫先生和孫太太開始包餃子的時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際，他們熬著瞌睡把餃子包得滿屋子沒地方擱。幾百個餃子在淩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會兒。天很快亮了，餃子凍好，包裝整齊，孫先生開著破汽車一家一戶地送。

　　立哲那輛汽車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盤鏽爛了，坐在車裡往起一站，身體忽然矮下去，鞋底竟與路面直接摩擦。隨後辦起了「萬國圖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貴公司能做嗎？」孫先生泰然答道：「當然。」北玲便笑。其時他們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幾個字母呢。但既是「萬國圖文」就得是「當然能做」，否則信譽何在？兩口子埋頭一宿，居然摸出門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貨。業務範圍逐漸擴大，設備不夠，北玲便於週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設備工作，週六周日晝夜苦幹，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監似的按時來送飯。

　　就這樣創業。真難，真苦。北玲說：「插隊過來的人，什麼苦沒受過？不怕。」可圖的什麼呢？北玲半晌不語，笑笑。很可能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運，不能放棄理想的命運。「其實也簡單，」她說，「中國人不能總讓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國一趟，籌備在中國投資辦高技術企業。立哲和北玲都屢屢說起美國先進的科學技術，盼望中國不能再落後。我見北玲的臉上有明顯的疲倦。她說一年前胃上剛剛切除了一個瘤子，「良性的，沒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後竟發展成癌，擴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聲，做了多年醫生他曾治好過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卻無比鎮定，把一切向立哲做了囑咐，平靜地上了手術臺。肝臟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鐘她是處於心跳循環停止的冰凍狀態，立哲在手術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來。北玲命真硬，又挺過來了，睜開眼，躺在病房裡，見那束山丹丹一樣的花開得簡單、自在、瀟灑，陽光下和月光裡都仿佛帶著遙遠的那片故土的聲音。

　　一九九一年秋天，立哲帶北玲回國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們來看我。北玲並不顯出多少病容，啃著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後走進來，「嘿鐵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還有烤白薯。」坐下，依舊談笑風生。那個細雨的早秋初見她時的情景，恍如昨日。她摘去頭巾，笑說：「瞧瞧我，沒樣兒啦。」放療化療把她的舊發脫光，但又已長出了短短的新發。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絕症，不信她會死，雖然知道誰都會死。那樣一個樂觀瀟灑的靈魂，怎麼可能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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