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相逢何必曾相識

相逢何必曾相識(1)

　　等有一天我們這夥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歲，白髮蒼蒼還拄了拐棍兒，世界歸根結底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已經是（夏令時）傍晚七八點鐘的太陽，即便到那時候，如果陌路相逢我們仍會因為都是「老三屆」而「相逢何必曾相識」。那麼不管在哪兒，咱們找一塊不礙事的地方坐下——再說那地方也清靜。「您哪屆？」「六六。您呢？」（當年是用「你」字，那時都說「您」了，由此見出時間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歲，我老初三。」倘此時有一對青年經過近旁，小夥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這倆老傢伙念的什麼咒語。「那時候您去了哪兒？」「雲南（或者東北、內蒙古、山西）。您呢？」「陝北，延安。」這就行了，我們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

　　這永遠是我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經是多麼遙遠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對青年學過歷史，他們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語，那是二十世紀中極不平常的幾年，並且想起考試時他們背誦過幾個拗口的詞句：插隊，知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如果他們恰恰是鑽研史學的，如果他們走來，如同發現了活化石那樣地發現了我們，我想我們不太介意，歷史還要走下去，我們除了不想阻礙它之外，正巧還想對「歸根結底不是我們的」的世界有一點兒用處。

　　我們能說點兒什麼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幾十年前的喜怒哀樂和幾百幾千年前的喜怒哀樂一樣，都根據當代人的喜怒哀樂成為想像罷了。我們可以講一點兒單憑想像力所無法觸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寫「千百萬知識青年滿懷革命豪情奔赴農村、邊疆」，您信它一半足夠了，記此正史的人必是帶了情緒。我記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年末的一天，我們學校專門從外校請來一位工宣隊長，為我們做動員報告，據說該人在「上山下鄉的動員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來先是說：「誰要搗亂，我們拿他有辦法。」台下便很安靜了。然後他說：「現在就看我們對毛主席忠還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聲就差不多沒有，隨後有人帶頭喊亮了口號。他的最後一句話尤為簡潔有力：「你報名去，我們不一定叫你去，不報名的呢，我們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歷史疑案：有多少報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麼時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說出大天來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隊長者反而退怯。這裡面肯定含著一條令人快慰的邏輯。

　　我去了延安。我從怕去變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驅使，是以後屢屢證明了的慣做白日夢的稟性所致，以及不敢違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當坐上了西行的列車和翻山越嶺北上的卡車時，才感受住一縷革命豪情。唯當下了汽車先就看見了一些討飯的農民時，才于默然之間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學孫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農村醫療手冊》引發的靈感。他捧定那書看了一路，說：「咱們幹赤腳醫生吧。」大家都說好。

　　立哲後來成了全國知名的知青典型，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頁。但若正史上說他有多麼高的政治水平，您連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於政治，「四人幫」也能懂人道主義了。立哲有的是沖不垮的事業心和磨不盡的人情味，僅此而已。再加上我們那地方缺醫少藥，是貧病交困的農民們把他送上了行醫的路。所以當「四人幫」倒臺後，有幾個人想把立哲整成「風派」「鬧派」時，便有幾封數百個農民簽名（或委託）的信送去北京，擔保他是貧下中農最愛戴的人。

　　我們那個村子叫關家莊，離延川縣城八十裡，離永坪油礦三十五裡，離公社十裡。第一次從公社往村裡去的路上，我們半開玩笑地為立哲造輿論：「他是大夫。」「醫生噢？」老鄉問，「能治病了吧？」「當然，不能治病算什麼醫生。」「對。就在咱莊裡盛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裡的第二天就有人來找立哲看病，我們七手八腳地都做他的幫手和參謀。第一個病人是個老婆兒，發燒、發冷、滿臉起紅斑。立哲翻完了那本《農村醫療手冊》說一聲：丹毒。於是大夥兒把從北京帶來的抗生素都拿出來，把紅糖和肉鬆也拿出來。老婆兒以為那都是藥，慌慌地問：「多少價？」大夥兒回答：「不要錢。」老婆兒驚詫之間已然發了一身透汗，第一輪藥服罷病已好去大半。單是那滿臉的紅斑經久不消。立哲再去看書，又懷疑是紅斑狼瘡。這才想起問問病史。老婆兒摸摸臉：「你是問這？胎裡坐下的嘛。」「生下來就有？」「噢——嘛！」當然，後來立哲的醫道日益精深，名不虛傳。

　　說起那時陝北生活的艱辛，後人有可能認為是造謠。「糠菜半年糧」已經靠近了夢想，把菜去掉換一個湯字才是實情。「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呢，就怕真的掰開倒全要作廢，所以才不實行。怎樣算一個家呢？一眼窯，進門一條炕，炕頭連著鍋臺，對面一張條案，條案上放兩隻木箱和幾個瓦罐，窯掌裡架起一隻存糧的囤，便是全部家當。怎樣養活一個家呢？男人頂著月亮到山裡去，晚上再頂著月亮回來，在青天黃土之間用全部生命去換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糧。民歌裡唱「人憑衣裳馬憑鞍，婆姨們憑的是男子漢」，其實這除了說明糧食的重要之外不說明其他，婆姨們的苦一點兒不比男人們的輕，白天喂豬、養雞、做飯，夜晚男人們歇在炕頭抽煙，她們要紡線、織布、做衣裳，農活緊了她們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還是她們半夜裡醒來默默地去盤算。

　　民歌裡唱「雞蛋殼殼點燈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窮」，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們那兒離油礦近，從廢棄的油井邊掏一點兒黑黑的原油拿回家點燈，又能省下幾個錢。民歌唱「出的牛馬力，吃的豬狗食」，說是誇張嗎？那是因為其時其地的牛馬們苦更重，要是換了草原上的牛馬，就不好說誰誇張了誰。豬是一家人全年花銷的指望，寧可人餓著不能餓了它們，寧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們養肥，然後賣成錢，買鹽，買針線、農具、染布的顏料、娃娃上學要用的書和筆，餘下的逐年積累，待娃娃長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時候去派用場。唯獨狗可以忽視，所以全村再難找到一頭有能力與狼搏鬥的狗了。

　　然而，狗仍是最能讓人得到溫暖的動物，它們餓得昏昏的也還是看重情誼，這自然是值得頌揚的；但它們要是餓緊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輕自賤的目光吧——含滿了慚愧和自責，這就未必還是好品質。我徹底厭惡「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的理論。人不是一輩子為了當兒子（或者孫子）的，此其一；人在數十萬年前已經超越了所有的動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醜母親就永遠醜下去，要是不嫌家貧鬧革命原本是為了什麼呢？找遍陝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貧」這樣的詞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難中的別離，煎熬著的深情，大膽到無法無天的愛戀：「三天沒見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問遍。」「風塵塵不動樹梢梢擺，夢也夢不見你回來。」「白格生生蔓菁綠纓纓，大女子養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陝北出了個劉志丹，他帶上隊伍上橫山。」「洗了個手來和白麵，三哥哥吃了上前線。」「想你想得眼發花，土坷垃看成個棗紅馬。」「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受苦人過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黃褐色的高原上順天遊蕩。

　　在山裡受苦時，鄉親們愛聽我們講北京的事，聽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讚歎，便望那望不盡的山川溝壑，產生一些憧憬，說「咱這搭兒啥時也能像了北京似……」接著歎一聲：「不比當年了嘛，人家倒把咱給忘球嘍。」於是繼續掄動起七八斤重的老钁，唱一聲：「六月裡黃瓜下了架，巧口口那個說下哄人的話。」再唱一聲：「噢，噢，噢呵，噢呵呵，噢呵呵——！說是了天上沒靈兒神，颳風了下雨是吼雷兒聲，我問你就知情是不知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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