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六(151)_孫皓暉

一五一

　　三

　　2001年，歷史小說開始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朋友們使我感觸良多。

　　在中國作協周明先生的推薦下，河南文藝出版社最先關注並追蹤《大秦帝國》的寫作。其時的楊貴才社長、藍紀先責任編輯的發軔之功，我時時感念。儘管，我們曾經有過工作性質的分歧與衝突。此後，中原出版傳媒集團鄧本章總裁、王成法副總裁、王劉純主任（出版業務部）、河南文藝出版社王幅明社長，上下共識凝聚社力，將《大秦帝國》作為河南出版界重點項目開發經營，其團體之勃勃生氣令人感奮、銘刻難忘。世間萬事在人，中原出版界之雄風新貌，令人刮目相看矣！

　　期間，長江文藝出版社周百義社長、方平副社長、劉學明社長（先後三任），都對本書出版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亦使我難以忘懷。

　　尤其要說的，是責任編輯許華偉先生。

　　多年來，我之所以能夠與河南文藝出版社並中原出版傳媒集團保持緊密良好的合作關係，多賴許華偉之功。人言，責任編輯是出版社與作者之間的橋樑與紐帶。信哉斯言！華偉年輕坦誠，信守約定，朝氣蓬勃且極具專業素養與職業精神，人與之交，如飲醇酒，如踏土地，厚重坦蕩火熱堅實，信任感不期而生，彌久愈堅。使我多有感喟者，是華偉所身體力行的那種當下編輯已經很少具有的獨特的專業理念與實幹精神。

　　以專業理念而言，華偉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內容所體現的價值原則，始終本著「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從不對作品作無端刪削與扭轉，輒有改動，必徵求作者意見。此點，對於一個極具鑒賞力與筆下功夫的責任編輯，實屬難能可貴。

　　以實幹精神而言，華偉不事空談，極富負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國》出版週期長，編輯工作量超大。期間，無論是座談會議還是應急材料，抑或緊急編輯事務，華偉都是兢兢業業不舍晝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輕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500萬字全部重新編輯重新裝幀，而時間只有短短三四個月。要在2008年3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4月份的第l8屆全國書市上全面推出，實在是一件繁重任務。面對艱難，華偉意氣風發地笑稱，要開始一次「編輯大戰」。之後，華偉與美編劉運來等同事立即開始投入此戰，週末亦極少休息。每每從電話中聽到華偉在編輯室關於種種細節勘定的急迫聲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種感慨——如此自覺負重的職業精神與任事意志，何其可貴也！

　　四

　　還得說說全套出版與前四部修訂的相關事宜。

　　首先，《大秦帝國》陸續出版發行以來，遇到的讀者質詢與專業非專業的評論多多。對所有這些評論、褒揚、質詢、批評，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誠的感謝。人，生也有涯，知也無涯。面對我們民族的文明聖地，我無疑是極其「有涯」的。

　　我，感恩於那個激起我們強烈共鳴的偉大的原生文明時代。

　　我，感恩於所有能夠關注與批評《大秦帝國》的讀者朋友與專家師長。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兩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書；前四部八卷，則是已經發行幾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並非已完部分與印行部分的簡單合成，而是前四部修訂本與最後兩部新書的完整推出。就實際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書。

　　本次前四部修訂，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分別具體說明。

　　關於個別歷史人物的錯位。

　　讀者質詢的人物錯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幾個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戰國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頗。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餘人物都是出現太早。這次我做了不同修訂，大體是四種處置方式：

　　其一，甄別史料，依據學說傳承確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主要是商鞅師承何人？一種史料云：商鞅老師是屍佼，又雲是學生。然則，傳世的《屍子》全書，除了提出一個「宇宙」詞根屬創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張，與商鞅的純正法家體系風馬牛不相及。也就是說，屍子為商鞅老師，或為商鞅學生，皆無依據，皆不相宜。鑒別之下，此說可能為當時或後世之坊間傳聞，不足信。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屍子這個人物沒有出現。在第五部魏國滅亡的進展中，有屍子後裔的故事，體現了我的鑒別與推論。

　　其二，錯位人物置換，而思想留存。小說第一部有荀子與孟子的人性善惡論戰。這次，荀子被置換了，論戰保留了。畢竟，荀子之前的戰國社會是醞釀產生性惡論的基礎，不可能沒有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場年齡與關係，而不做人物改變。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頗，不再一出場便是老將，但廉頗的出場時間並沒有改變。二是第二部中的戰國四大公子，相對理順了其與周圍人物的關係，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風雲人物。在這裡，我選擇了歷史精神的真實，割捨了對散漫史實的刻板追求。

　　其四，對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變動，老墨子與墨家仍然在第一部體現。墨家以「兼愛」為基礎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國文明史最光輝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審視戰國變法，既是藝術典型化的需要，也是歷史哲學的需要，更是文明史價值審視的需要。僅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詳）的可能性考據，而犧牲其在藝術作品中再現的權利，是不可取的。

　　關於「有沒有」的問題。

　　以歷史小說形式展現原生文明時代，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各種各樣的「有沒有」。小麥有沒有？饅頭有沒有？包子有沒有？鍋盔有沒有？毛筆有沒有？綿布（絲綿）有沒有？麻布有沒有？棉布（棉花）有沒有？床鋪有沒有？桌子椅子有沒有？長劍有沒有？長兵器有沒有？地圖有沒有？戰船有沒有？大蒜有沒有？小蒜有沒有？大蔥有沒有？石碑有沒有？果酒有沒有？白酒有沒有？苜蓿有沒有？馬鐙有沒有？女子冠禮有沒有？某個成語有沒有？某個詞根有沒有？某種藥材有沒有？某種禮儀有沒有？某種蔬菜有沒有？某條河流有沒有？圍棋黑白先後規則有沒有？民眾自由歡呼萬歲有沒有？等等等等，問題隨時隨地都可能迎面撲來。舉凡日常物事，幾乎都牽涉「有沒有」問題。寫其後時代，當然也有此類問題，但一定是少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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