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六(149)_孫皓暉

一四九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於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無論是帝國中央在確立郡縣制中爆發的「諸侯封建」說，還是六國貴族在當時的復辟言論與復仇暗殺行動，以及山東民眾與當年封主的種種聯結，甚或對貴族暗殺行動的實際掩護、民間流言、反秦石刻生髮不息等等，都證明了這種可變性的強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後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後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後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復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後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持，至於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後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後外患政變迭出，後更有「家家皆淨」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餘年之後。縱觀中國歷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與後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於活歷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關注的根本點，便是直接延續于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乃「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貴族可以因政見不同而流亡，並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以再度奪取政權。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也只有在這一時代，士人階層能以政見理念為標準，選擇效力的國家，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其特立獨行千古罕見。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可以自由遷徙，「危邦不居」，可以對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也只有這一時代的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觀，皆賴於這一時代的根基精神，皆為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

　　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這一風尚的實際內涵，是對失敗者的寬容，對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統一中國之後的十二年裡，這種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歷史傳統，存在于現實社會。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並沒有因為嚮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具體到個人的六國貴族的復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於對復辟舊制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復辟大毀滅的歷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闢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裡，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併發，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於種種未來與現實利益而生髮的反復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聖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瞭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歷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於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制、決通川防、修築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後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煉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咸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畢竟，面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願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複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後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是極為常見的。這種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後，戰國如秦昭王，後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後，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後世繼承者校正，後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後，驟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於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後的惡性政變，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了帝國法治的常態穩定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歷史罕見的偶然性。且作一條歷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及其引發的復辟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後，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帝國政治能否恢復平穩狀態？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後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這一假設的意義，在於展現歷史邏輯，在於清楚認識惡性政變並非因始皇帝時期的秦政而發，並不具有必然性。當然，秦帝國的法治並非高端文明時代的法治，其自身邏輯的歷史展現力是相對脆弱的，其法治原點的高度集權性，具有足以破壞其穩定傳承性的力量。法家學說之慎到派之所以注重對「勢」的研究，蓋出此因也。

　　於是，歷史的邏輯在這裡突然斷裂了。

　　偶然的惡性政變，遭遇了深厚的歷史傳統。

　　強大的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歷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歷史本質。

　　……

　　偉大的秦帝國驟然消逝于歷史的天宇，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巨大變數。

　　偉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視野，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劇。

　　滄海桑田，白雲蒼狗，我們民族的歷史腳步在艱難泥濘中並未停歇。雖然，我們對那個偉大的帝國及那個偉大的時代，有著太多太深的誤解，但是，我們畢竟在那個時代的光焰所照耀的旅程上走了過來。時空漸漸深邃，光焰漸漸暗淡。是歷史的煙塵淤塞了遙遠的文明之光，還是現實的紛擾遮蔽了我們的視野，抑或，我們已經飛入了歷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傳統的根基？

　　驀然回首，遙望帝國，一掬感動的熱淚盈眶而出。

　　有哪一個時代，承受了無盡的指控，卻依然堅實地支撐著她的後世子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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