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六(137)_孫皓暉

一三七

　　唐之後，華夏又陷入了幾近百年的分裂割據。五代十國，是一個歷史意識嚴重萎縮的時期，大器局的文明視野與民族進取精神，從這個時期開始嚴重衰退了。政變頻頻交錯，政權反復更迭，邦國林立，各求自安。這一時代除了諸多的佛教事件與閃爍的詩詞現象，幾乎沒有文明史意義上的重大事件，對中國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難覓蹤跡。

　　宋王朝統一中國之後，幾乎是立即陷入了連番外患與諸多內憂之中，對既往歷史的審視已經大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性的諸《志》綜述，已經根本不提秦文明了。當然，我們不能將《宋史》的綜合敘述，看做宋代的官方歷史意識。宋代的歷史意識，我們只有到其學派思潮與主要人物的言論中去尋找。宋代儒學大起，生髮出號為「理學」的新潮儒學。理學的歷史意識，自然是以儒家的歷史價值觀為根基的。

　　從宋代開始，一種歷史現象開始生成：審視歷史，必引孔孟言論以為權威。大量的先秦諸子典籍，在這個時期被一體性忽視。以致連墨子這樣的大家，其論著也湮滅難見，淪入到道家典籍中隱身了。直到近代，墨子才被梁啟超發掘出來，重新獲得重視。最為實際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言必引孔孟為據，對制度沿革的論說則多以五代十國的興亡為依據。其餘人物之論述，則更可以想見了。以修《資治通鑒》聞名的司馬光，其歷史意識更是明確地貶斥秦文明。

　　凡見諸《資治通鑒》的「臣光曰」，很少對秦政秦製作認真的總體性評判，而對秦政秦制的具體「罪行」指控，則屢見不鮮。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師，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見慣了。作為治學，他們對秦政的探究是很認真的。譬如朱熹，對商鞅變法之「廢井田，開阡陌」做出了新解：「開」非開墾之開，而是開禁之開；開阡陌，便是開土地國有制不准買賣之禁，從此「民得買賣」土地。然則，這種具體的學問功夫，並不意味著文明歷史意識的深化與開闊。從總體上說，宋代對秦文明及其母體時代的評判，是遺忘融於淡漠之中——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貶斥。

　　元明清三代，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評判，已經板結為冰冷的硬體了。

　　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清人修《明史》。這三史，對包括秦帝國及先秦時代的評判都呈現為一個定式：先極為概括地簡說夏商周三代，而後立即接敘距離自己最近的前朝興亡，對春秋戰國秦時代基本略去不提。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遺忘定式」。然則，遺忘絕不意味著肯定，而恰恰是偏見已經板結為堅深謬誤的表徵。元明清三代，非但官方歷史意識斷然以「暴秦」為總括性評價，即或被後世視為進步思想家的學子，也同樣斷然「非秦」。也就是說，自宋開始的千餘年之間，對秦文明的評判已經積澱成一種不需要探究的真理式結論。

　　耶律楚材有詩論秦：「……焚書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亂，身亡國亦隨。阿房修象魏，許福覓靈芝。偶語真虛禁，長城信謾為。只知秦失鹿，不覺楚亡騅。約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期……」海瑞云：「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遺意。」邱浚云：「秦世慘刻。」黃宗羲云：「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王夫之云：「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私己而已矣！」顧炎武云：「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凡此等等，其中即或有個別特出者對秦文明作局部肯定，也只是熒熒之光了。加之話本戲劇等民間藝術形式的渲染，「暴秦」論遂大肆流播。千年濫觴之下，雖不能說人人信奉，大體也是十之八九論秦皆斥之以「暴」字了事。

　　從此，國人的歷史意識與文明視野，淪入了最簡單化的凍結境地。

　　1840年開始，中國在人類高端文明的入口處遭遇了巨大的歷史衝擊。

　　這一衝擊歷時百年餘。幾經亡國滅種的劫難，中國民族的歷史意識終於開始了艱難的覺醒。自覺地，不自覺地，華夏族群開始了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國家何以貧窮？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凡此等等關乎民族興亡的思索，都在「救亡圖存」這一嚴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燃燒起來。於是，有了「戊戌變法」對中國現實出路的嘗試，有了「辛亥革命」對中國現實命運的設計，有了「五四」運動對中國傳統文明的反思，有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的「新文化運動」的文明反思。

　　當我們這個民族終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我們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重建，開始了借助于高端文明時代的科學思維方式，對我們民族的文明史重新審視的歷史過程。從一個民族開拓文明史進程的意義上說，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智慧並沒有被歷史的煙塵窒息。我們堅韌努力的腳步，體現著我們民族再生與復興的偉大心願，也體現著我們民族的文明歷史意識覺醒的豐厚成果。

　　但是，我們走過的彎路太多了。戊戌變法企圖以淺層的形式變革，引領中國走入高端文明時代。我們失敗了！辛亥革命則企圖以仿效西方文明的政治變革方式，引領中國走入高端文明時代。我們也失敗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企圖以相對簡單的「打倒」方式清理總結我們的文明史。我們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所導致的社會大變革，使我們這個民族實實在在地站了起來。在我們的生存生計成為最迫切問題的歷史關頭，我們這個民族以最大的智慧，停止了無休止的論爭，從紛雜折騰中擺脫出來，而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民族富強的努力之中。歷史證明，我們的偉大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國家，給我們這個民族在最艱難的歷史時刻開啟了真正復興的希望。

　　然則，被我們擱置的問題，並不因為擱置而消失。

　　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歷史，有著必然的邏輯：要在發展中保持悠長的生命力與飽滿的生命狀態，就必須有堅實的文明根基；這種文明根基的堅實程度，既取決於民族文明的豐厚性，更取決於一個時代基於歷史意識而確立的繼承原則。我們可以因為最緊迫問題所必需的社會精神集中，而暫時中止大規模的文明文化論爭，誠如戰國名士魯仲連所言：「白刃加胸，不計流矢。」然則，我們不能忘記，在獲得必要的社會條件之後，對文明歷史的認真探究，依然是一個民族必需的文明再生的歷史環節。

　　我們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將文明審視一定等同於某一實際目標的簡單化。也就是說，任何時候，一個民族對自己文明歷史的審視，都不應該成為任何實際目標的手段。這一探究與審視，本身有其偉大的目標：清理我們的歷史傳統，尋求我們的精神根基，樹立我們的民族精神，並使這些基本面獲得普遍的社會認知，使我們民族的復興與發展，有著久遠的清晰的堅定的信念。

　　這是我們審視中國原生文明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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