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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四

《漢書·食貨志》轉引其經濟指控云：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董仲舒傳》載其法治指控秦云：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其教化指控云：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扡，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經濟指控與法治指控的經不起推敲，我將在後面一併澄清。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將西漢「習俗惡薄」的原因，沒有歸結為六國貴族集團大復辟帶來的社會大破壞，而全數歸結為秦政，這是顯然的歷史偏見。這種偏見並非誤解，而是蓄意為之。董仲舒的目標很明確：促使漢制「更化」，變為以「三代王制」為本體，而由儒家執意識形態之牛耳的實際制度。而如果將世道淪落之根源歸結於復辟動亂，則無異於否定了儒家頌揚「王制」的正當性。所以，只能將世風敗壞的罪名，整體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於顯然的政治意圖而全盤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實在不甚高明，也存在著太多的矛盾紕漏。是故，並沒有從總體上動搖「漢承秦制」的實際國策。董仲舒生於西漢中期，距秦帝國時代不過百年上下，對復辟勢力的暴力毀滅、相互背叛、殺戮劫掠、道德淪落等等惡行，及其破壞力與後遺症，應該很清楚。對最為殘暴的項羽集團的大破壞，董仲舒應該更清楚。然則，董仲舒卻將這種破壞整個文明結構與社會倫理的罪責，轉嫁于素來注重建設而法度整肅的秦文明時代，事實上是不客觀的，是經不起質疑的，其學術道德的低劣亦實在令人齒冷。此等理念的背後潛藏著什麼樣的居心，不值得後人問一句麼？ 　　西漢之世，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遭到了總體遏制。 　　然則，西漢之世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也第一次以理論化的否定形式出現了。這種理論化，既表現於相對謹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現於以私學官學中的種種個人探究為形式特徵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諸如賢良文學、淮南王學派，以及賈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又有了重新復活的歷史機遇，並最終釀成了西漢末期王莽復辟的實際災難，又最終彌漫為久遠的歷史煙霧。 　　從形式上說，西漢時代對華夏文明演進的總結與審視，對秦文明的總結與審視，是中國歷史意識的第一次自覺。但是，由於具體的政治原因，由於所處時代的文明視野的限制，這次大規模的相對自覺的文明史審視，卻最終產生了接近于「暴秦」說的否定性結論。這一結論，導致了中國歷史意識不可思議的分裂：實際繼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國，歷史的腳步與歷史的意識從來是坦率合一的：一個政治集團認定並推崇某一種文明，必然竭盡全力去追求並實現，反之則斷然拋棄。只有從西漢這個時期開始，中國歷史的腳步與中國歷史的意識，出現了怪誕的分離。儘管這種分裂是初始的，遠非後世那般嚴重。但是，這一分裂因東漢的秉承而延續跌宕四百餘年之後，卻終於積澱為荒誕的歷史定式。作為實際繼承秦文明的兩漢中央政權，基於種種原因，始終對這種荒誕的分裂保持了默認，保持了實際上的支持。同時，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方略的確立，儒家歷史價值觀日益佔據主流，中國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荒誕分裂——實際建政與價值評判的分裂，隨著歷史的推移而更趨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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