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六(133)_孫皓暉

一三三

　　西漢對秦文明的評判，由感性向知性轉化，開始了大規模的理念探究。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西漢政權已經穩定昌盛，開始了結文治武功方面的種種難題。武功方面，是大力連續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則以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的歷史矛盾為基點，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法則。在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兩個方面：既湧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梳理華夏足跡的經典史書——《史記》，又湧現了大量的審視秦文明的言論與文章。

　　從總體上說，西漢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以及對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態勢。所謂相對客觀，是西漢評判大體擺脫了秦末復辟者充滿怨毒與仇恨的心緒，開始從論說事實的意義上評判秦文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漢學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秦政，都極少引用秦末復辟者咒駡秦政的惡辭，都是在陳述自己認定的事實。儘管其中不乏大而無當的囫圇指責，但就其基本面說，相對客觀了許多。但無論客觀程度如何，西漢對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來越趨於理論化。

　　具體說，為西漢官方認定的《史記》相關篇章中，尚很少對秦文明作總體指斥。在《貨殖列傳》、《河渠書》、《平准書》等綜合性敘述篇章中，都是鋪敘歷代經濟功績與地域風習，基本不涉及對歷代文明演進的階段性總體評判。即或在專門敘述意識形態變化的《禮書》、《樂書》、《律書》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在《禮書》中只有一段隱約肯定又隱約指責的說法：「周衰，禮廢樂壞……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後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辭，但遠未達到秦末復辟勢力那般一體咒駡，亦遠未達到後世史家那般總體認定「暴政亡秦」。

　　漢武帝本人的態度，也是頗具意味的。

　　《史記·禮書》記載了一則基本事實：漢武帝大召儒術之士，欲圖重新制定禮儀，有人便主張恢復古代禮制。漢武帝便下詔說：「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成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顯然，漢武帝對復古是敏感的，也是嚴厲的，即或僅僅是禮制復古，也依然給予很重的批駁，將話說得分外扎實：漢也是歷代之一家而已，沒有自已的法度禮儀，何以面對子孫！敏感什麼？警覺何在？其實際底線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為否定秦政而走向復古。這次詔書之後，漢武帝沒有接受儒術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禮儀，完成了既不同於復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漢家禮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漢武帝的頗具意味處，在於其始終自覺地把握著一則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對秦的否定而走向復辟，也不能如同漢高祖那樣全盤繼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對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難如後世那般走向極端化。

　　這一基本事實，透漏出一則值得注意的歷史信息：即或已經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對秦文明的總體性評判已經明確持否定原則，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謹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統形式作最終的簡單否定。《史記》中「非秦」言論的感性閃爍，以及這一時代諸多思想家對秦政秦制的評判，都在否定中包含著肯定，幾類漢初的賈誼。凡此等等，足證這一時期對文明演進史探究的相對慎重與相對客觀。

　　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了某種變化。

　　變化的標誌，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說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群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論有：「商鞅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複。」「秦任戰勝之力以並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說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裡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說，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說，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言，並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歷史價值觀為基準，以群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蘊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西漢時代的歷史意識，更多表現在官員學者的個人論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時，西漢時期具有官員身份的學人，對秦政得失與秦亡原因也開始了大規模探究。這種探究有著一個鮮明的趨勢：總體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圖從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尋覓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其論說的影響力而言，西漢的不同時期分別有四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學派，一個是賈誼，一個是賈山，一個是董仲舒。淮南王劉安的學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為《淮南子》，其對秦文明、秦帝國、秦始皇一體指斥，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論說，其最終的評判屬於全盤否定式。《淮南子·汜論訓》的經濟否定論可謂代表，其云：「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遺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賈誼的《過秦論》，是被歷代推重的一篇綜合評判性史論。賈誼的基本立場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對秦孝公商鞅變法作了高度肯定，對秦始皇的基本功績也作了高度肯定。賈誼對秦亡原因的總論斷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對秦文明的總體論斷則為：「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

　　賈山給漢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確指控秦政，號為「至言」。其代表性言論是：「秦……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其文咒駡秦始皇尤烈，「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因賈山之說大而無當，幾近于秦末復辟勢力之怨毒咒駡，故其影響力在後世較弱，不如賈誼與其後董仲舒的論說。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屬於全盤否定式的代表，其經濟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為後世「暴秦」論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極多，僅上書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論秦之說主要有兩則，一則見於本傳記載的上書，一則見於《漢書·食貨志》轉引的「董仲舒說上曰」（上書或問對記載）。兩論皆具後世「暴秦」說的典型性，被後世史家反復引證為吏料依據，故此摘錄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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