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五(316)_孫皓暉

三一六

　　當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經開始向彰顯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鮮明，其文辭為「奮揚武德」，東觀文辭則為「皇帝明德」。然則，都沒有從總體上將統一天下、開創文明的大功業歸結為「德」的力量。這次的「德並諸侯」四個字，顯然是大大地彰顯了德功德政。馬上將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大巡狩的會稽山刻石文，對「德」也同樣做了鮮明強調，文辭為：「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

　　這一宣教轉折，是帝國君臣在反復辟中的策略轉變。

　　秦奉法治，更兼為政求實，對王道德政歷來嗤之以鼻。雖然，秦政理念認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愛民；但是，由於王道德政已經成為先秦治國理論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與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從來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時為何有此一變？根基在時勢之變也。秦一天下之後，六國貴族與儒家門派對秦政的攻訐有一軸心言論，便是「暴政失德」。這一攻訐性評判，既因秦政文告從來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眾有所惶惑，又因復辟勢力的日漸活躍而大有加劇之勢；尤其是焚書坑儒之後，秦不言德，似乎已經成了秦政本身無德的一個表徵。對此，政治嗅覺極為敏銳的帝國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沒有覺察。當此之時，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為一種時勢所必須的策略，一種反擊復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與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縱觀嬴政皇帝的歷次大巡狩，其艱難險阻每每令人驚歎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屢抵邊陲，卻從來沒有涉足過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陽大樑新鄭的風華地帶都是必經之路，卻沒有一條史料記載過嬴政皇帝在此間的逗留。舊齊之臨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兩赴舊齊濱海，卻都沒有進入臨淄。東臨碣石，瀕臨燕國，嬴政皇帝也沒有去燕都薊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隴西北地與上郡，三地俱為蠻荒邊陲，俱為連綿大山，路況最差，氣候最惡，又兼有匈奴遊騎襲擊之風險，安有舒適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幾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顛簸。登泰山封禪，而驟逢「風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樹下避雨。當代人皆知，雷電風雨之中在大樹下避雨是極為危險的，而其時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學道理，幸未被雷電擊中，何其大險也！後過江水，則「逢大風，幾不得渡」，連隨身玉璧也顛簸沉入江水。再從湘水登衡山，「遇風浪，幾敗溺」，也就是說，險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險，所以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歸程。

　　如此奔波一年，剛剛過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這第三次大巡狩更險，方出函谷關，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謀殺——舊韓世族公子張良帶其結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擊行刺！若非誤中副車，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歸天了。歸來途中，嬴政皇帝為一睹當年長平大戰之勝跡，硬是捨棄了相對舒適平坦的河內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嶺的上黨山地，其崎嶇艱難無須描述。年余之後，嬴政皇帝微服出巡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突遭數名刺客截殺。《史記·秦始皇本紀》對遇刺險境只有淡淡兩字：「……見窘。」就實而論，隨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戰護衛，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見其性命之險！

　　第四次長距離大巡狩，又是直接抵達濱海之碣石門。那時的濱海地帶，是人跡罕至的荒莽邊陲，與今日之沿海萬不能同日而語，其艱難險阻多矣！碣石門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進入匈奴流竄的北邊之地巡視，部署完軍政大略後，又從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陽。

　　後世皆知，秦帝國之馳道、直道、郡縣官道相交錯，交通網絡已經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應該是極為快捷且相對舒適的。然實際情形卻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跡所過，十有八九都是沒有大道的險山惡水，其迂回繞遠自不待言，其艱臉難行更是亙古未見。姑且以大數計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萬里上下計，則五次大巡狩便是五萬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時期的三次出行，七八萬里之數當不為誇大也。在以畜力車馬為交通工具的時代，在華夏山川I之絕大部分尚未開發的時代，要走完七八萬里山水險地談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歲勞碌力竭，豈非古今君王之絕無僅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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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三篇刻石，皆以韻斷意。《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雲，前兩篇為三旬一韻，琅邪台文為兩句一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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