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五(315)_孫皓暉

三一五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三川郡（在陽武博浪沙遇刺）——膠東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經恒山——經上黨——西渡河入秦。從時間看，是仲春（二月）出發，大約在立冬前後歸秦，也是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與上次緊緊相連，其使命大體也與上次大體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達海濱，登臨之罘山，留下了兩篇刻石文字，其內容與嶧山石刻大同小異。這次大巡狩中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陽武縣博浪沙路段的刺殺皇帝事件。這一事件的真相後來見諸於史冊：舊韓公子張良攜力士埋伏道側壕溝，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擲嬴政皇帝座車，結果誤中副車，刺殺未遂。但在當時，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沒有緝拿到罪犯。

　　也就是說，這件震驚天下的大謀殺，案件當時並未告破。

　　為此，這次大謀殺給帝國君臣敲響了復辟勢力已告猖獗的警鐘，將帝國君臣從「天下和平」、「靡不清靜」的時勢評估中解脫了出來。時隔年餘，嬴政皇帝微服出行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遭數名刺客突襲。若非隨行四武士力戰擊殺刺客，嬴政皇帝也許那一次就真的被復辟勢力吞沒了。博浪沙大謀殺事件，蘭池宮逢盜遇刺事件，是帝國新政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後，嬴政皇帝與帝國權力的注意力，發生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性變化——從全力關注構建文明盤整天下，轉為關注對復辟暗潮的查勘，終於導致了三年之後（始皇帝三十四年）對復辟勢力的公開宣戰。從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謀殺事件，也導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變——從相對簡單的新政宣教，轉變為巡邊、震懾復辟與督導實際政務三方面。這一轉變，從馬上就要到來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軌跡。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時年嬴政四十五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經舊趙之地——入舊燕之地——遼西郡——碣石——返回再經燕趙舊地——經上郡進入邊地——巡視北邊——南下歸秦。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記載得最為簡單，然實際意涵卻最為豐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導遲滯工程（壞城郭，決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視九原並部署反擊匈奴戰事。若將史料殘留的「點」聯結起來，這次大巡狩的實際作為，則立即清楚地表現出內在的軌跡——這次大巡狩，無疑是嬴政皇帝即將實施的內外戰略的預備舉措。這個內外戰略是：對外大舉反擊匈奴，對內大舉鎮壓復辟。這兩個大戰略，是緊密相連的一個整體：鎮壓復辟必須以肅清長期邊患為保證，鞏固邊地又必須以整肅內政為根基。

　　儘管史料對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簡單的九個字：「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然只要將前後事件通聯，這九個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實說，匈奴長期為患北邊，此時的秦軍已經退守到九原黃河以南的北地郡與上郡駐紮，連緊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領地。要一舉佔據河南地，並掃滅陰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將匈奴部族驅趕得遠離華夏，便要大舉殲滅匈奴的有生主力騎兵；而要真正做到一舉大勝，沒有通盤的戰略籌劃是不可能的。此時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糧秣兵器仍得通過上郡輸送，諸方協同尤其要緊。事實上，正是在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與蒙恬、扶蘇等協同各方會商部署，最終議決：來年大舉反擊匈奴，戰勝之後立即開始修築長城。第二年的事實進展，幾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戰略籌劃完成了。

　　唯其瞭解這一軸心目標，立即便可明白：所謂東游碣石，所謂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語言說，是造勢以惑人。惑誰？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窺見其真實戰略意圖的內外敵對勢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這次大巡狩的東部之行中，將求仙之事鋪排得很大，而且大舉鋪排了兩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盧生出海，訪求兩位傳說中的古仙——羨門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將離開東部之前，又大張旗鼓地派遣韓終、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隊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藥。

　　之後，嬴政皇帝的車騎儀仗銷聲匿跡了。

　　百年之後的司馬遷，尚且只能留下九個字。此足以說明，直到後來的西漢時期，人們僅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邊，至於究竟在巡邊中做了些什麼，卻一無所知。不是司馬遷不想記述，而是因為沒有依據。這成為了一個永遠湮沒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離開東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盧生入海歸來了。盧生求仙無著，卻帶回了那則載於史冊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讖言。這則讖言的形式載體很是不清楚，只說是「圖書」。若依據傳統分析，這則預言當是圖讖形式，也就是某種皮張上畫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圖畫，旁邊一句字跡古奧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讖言。這幅畫究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這句讖言，卻是明白無誤地被記載了下來。

　　這件事至少說明：其一，嬴政皇帝在東部碣石逗留的時間不會很短，估計至少兩個月上下，否則以古代船隻之航速盧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認定：皇帝東游只是要求仙，別無他事。其二，天下復辟勢力也關注著邊患，企圖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製造了這則讖言，藉以擾亂嬴政皇帝心神，並激發秦軍早日與匈奴大戰。因為，在六國貴族看來，匈奴正在強大之時，而秦軍正在多年大戰後的疲弱之期。與強大的匈奴開戰，時日越早，對秦軍越是不利。若秦軍主力一旦戰敗，則復辟勢力自可趁機大舉起事。

　　以帝國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淺薄的伎倆，更不可能如《史記·集解》中東漢經學家鄭玄所解釋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距始皇帝僅百年之遙的司馬遷，自然清楚這則讖言之實際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卻相對暖昧了許多，只錄讖言，而不直說因果關係，只在記載讖言之後說了事實：「始皇乃使蒙恬發兵……」雖然，司馬遷的指向顯然也與鄭玄相同，然卻硬是不明說。

　　這裡顯然有兩個原因：一則是司馬遷「信則存信，疑則存疑」的相對嚴肅的治史態度，自知此等說法荒誕不經，遂不予置評；二則是司馬遷基於西漢時期之大勢，對秦帝國的歷史只能是表面相對公正，而實則腹誹。此等堆積煙雲的錄史筆法，篤信怪力亂神的解說手法，是後世史家與注釋家解讀秦帝國歷史的兩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叢生，遂使秦帝國的種種歷史真相的澄清變得分外艱難。這是後話。

　　依據常理解析，嬴政皇帝與隨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會為讖言所動。然在表面上，帝國君臣卻向外界釋放了這則讖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讖言為白頭北上巡邊。這當如何解釋？若果然如鄭玄所言，看作帝國君臣愚昧不識天機，誠可笑也。顯然，這是帝國君臣的將計就計——你要出讖言麼，我便正好借此反擊胡人，做好這件最該做的大事。

　　當然，嬴政皇帝在東部的時日，也非全然耗費在求仙事上。畢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過，則未免太假，總得有些許政事作為。於是，有了嬴政皇帝對燕齊舊地的遲滯工程的有力督促。這便是壞城郭、決川防。碣石之地，正當舊燕趙齊三國拉鋸地帶，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決，堪稱天下川防為害最烈之地。儘管此時中原川防已經順利疏通，然此地卻是遲滯了許多。嬴政皇帝就此徹底解決，正好一舉兩得。諸般工程雷厲風行地開始之後，隨行群臣會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門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說的主要是帝國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門刻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
　　武殄暴逆，文複無罪，庶心成服。
　　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
　　皇帝奮威，德並諸侯，初一泰平。
　　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
　　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成撫。
　　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
　　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
　　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列位看官留意，這篇碣石門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並諸侯」。與此相聯，從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東觀刻石文開始，帝國宣教中開始強調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業敘述與新政內容敘述為主，正面強調皇帝之德者很是淺淡，琅邪刻石文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極。」顯然，並沒有將皇帝之德擴展到一統之前。這次不同，將平定六國第一次提為「德並諸侯」。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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