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五(296)_孫皓暉

二九六

　　博士們卻死死沉寂著，沒有一個人再試圖說話。

　　「有鑑於此，老臣請力行焚書法令。」

　　如同一聲驚雷，博士們刷地站了起來，驚愕萬分地盯著這位枯瘦冷峻的首相。

　　「好古非今者，盡以史書為據。」李斯對博士們森森然的目光渾然無覺，「為此，老臣奏請：舉凡史書，非秦記者皆燒之；除博士宮國家藏書之外，其餘任何人私藏詩、書及百家論政典籍者，悉交郡縣官署一體燒之。敢有以詩、書攻訐新政者，斬首棄市；敢有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見而不舉，連坐同罪；令下三十日內有藏書不交者，黥刑苦役。凡書只要不涉政事，皆可保留。民人欲學法令，以吏為師，以法為教！」

　　這番話如秋風過林，舉殿大見肅殺，連帝國老臣們也驚愕得張大了嘴巴卻沒有聲音。如果說去除議事制度與禁絕民入議政，老臣們還衷心贊同的話，那麼焚書之舉則多少使帝國老臣們覺得過火了。誰都知道，自商君秦法便有焚燒詩書令，然商君之世及其之後，秦國事實上並沒有延續這一法令。也就是說，始皇帝之前五代秦王，只有過那一次焚書令，而且遠遠沒有今日李斯所請的這般鋪天蓋地。畢竟，秦國以敬賢敬士而崛起，老秦人對書，對讀書士子，還是從心底裡敬重的。

　　「可有異議？」嬴政皇帝的問話仿佛從天外飄來。

　　「滅絕文明，滅絕天理，不可啊……」孔鮒絕望地嘶喊了一聲。

　　突然，嬴政皇帝大笑著站了起來。大臣們這才驚訝地發現，皇帝今日是帶劍臨朝的。嬴政皇帝扶劍走出了帝座，居高臨下大笑道：「好個文明也！好個天理也！

　　此話該教那些兼併民田的六國貴族們說說，也該教那些流著血汗為人傭耕的農人們說說！好詞都是儒家博士的？儒家便是文明？儒家便是天理？儒家經典便是文明？王道仁政便是天理？好大的口氣！好大的身份！何等文明？何等天理？復辟的文明！亂政的天理！朕今日就是要殺殺這復辟文明的威風，滅滅這王道天理的志氣！朕就不信，沒有這般文膽，沒有這般天理，天會塌下來，地會陷下去！大秦郡縣制就會被取代！六國貴族也好，這家那家也好，誰想復辟，盡可與大秦較量！朕今特詔：丞相李斯所奏，照準實施。這，是朕對復辟者的一道戰書！」

　　一番嬉笑怒駡，挾雷霆萬鈞之勢震懾人心，博土坐席區一片沉寂，大臣們卻驟然爆發出一陣哄然呐喊：「皇帝萬歲——大秦萬歲——」

　　三日之後，嬴政皇帝的詔書附著帝國丞相府令頒行天下了。

　　嬴政皇帝的詔書只有兩句話：「大朝所議，制日：可。准以丞相府令頒行郡縣。」

　　隨附的丞相府令名為《文治整肅令》，全部將李斯的朝會奏對化作了實際政令，其包括方面是：

　　其一，廢除議事制度。所謂禁議論，這是最實際的一條。要申明的是，被禁止的議事不是正常的朝會議事，而是由皇帝「下群臣議事」的有關特定重大事件的商討決策制度。就其實際而言，這種議事與其說是一種明確的決策程序，毋寧說是戰國論政風習所形成的一種傳統。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種通行的事實，而且為朝野所認可。所以，若不明令禁止，則有可能在大事不交群臣議決時反而遭受非議。是故，李斯主張禁議論，首先便是廢止了最具有傳統根基的「下群臣議事」的習慣程式。這便是李斯所說的「禁之便」（禁了有好處）的實際所指。中央國府取消議事傳統程式，流播民間的種種議論便沒有了強大的傳遞渠道，帝國決策便很容易保持一致。從當時的情形看，禁議事不能說沒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議政事，尤其嚴厲禁止「以古非今」，明定「以古非今者，（滅）族！」這個民，是朝臣之外的所有民眾，其本意目標當然首指士人階層。就事實而言，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強權鎮壓民眾言論的重大事件，其負面影響極為深遠。然則，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禁令明確指定了非議秦政的具體所指：以古非今。從尊崇革新維護革新的意義上說，它充滿了不惜以強大權力維護新政成果的堅定性，最大限度地張揚了戰國時代「法後王」的變革精神。但是，禁止議論政治本身，卻也開啟了思想專制的先河。從史料角度說，尚未發現帝國時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論而被滅族的記載。這一事實間接地證明：這一法令的威懾意義大於實際執行的強度。

　　其三，焚燒史書及民間所藏詩、書，期限為三十天。這一政令的當時含義很清楚：根除攻訐秦政的根基依據。李斯的廟堂對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時明確了豁免方面：醫藥蔔筮種樹之書不在此列，官府藏書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國史書不在此列，各種政令典籍與理財資料（圖書計籍）等不在此列。後來的史料證實，這道政令在實施中遠遠沒有政令本身那般徹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于洛陽周室的先秦史書損毀最大，可說是基本不存外，其餘百家典籍並未損毀多少。主要原因在兩處：一則是官府收藏的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則是散佈天下的民間藏書不可能被全部收繳。東漢王充的《論衡·書解篇》云：「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通志·卷七十一》云：「（先秦典籍之喪失）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劉大魁之《海峰文鈔·焚書辨》云：「六經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

　　道古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語，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嘗燒也。」李斯奏對中分明說民間百家語在焚燒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諸子」之說？只能說明，這道政令在實際執行中是有著很大的彈性的。畢竟，這道政令的本質目標是與復辟暗潮相呼應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書本身。

　　其四，禁私學。春秋戰國學術繁榮以至鼎盛，私學之興起居功至偉。帝國政令禁止私學，對中國文明的殺傷力遠遠大於「焚書」與「禁議事」兩項。因為，這是從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頭的多樣性與豐富性。私學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學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深山大澤，或得改換名目以繼續傳授學問。後世史家發掘這一方面的史料極少，只有一條記載，這便是《漢書·楚元王傳）的記載：「楚元王交，字遊……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伯者，荀子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

　　其五，立官學。所謂「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根基在確立官學。立官學，是禁私學的必然補充。但從實際情形看，秦帝國之初正當戰國私學傳統極其強大之時，官學在事實上也只能是國家設立的博士學宮而已，各郡縣尚沒有興辦官學之記載。

　　帝國政令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通過官學來保持國家政令的統一，來凝聚種種社會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西方羅馬帝國也是以法令為教，以律師為傳授教習。兩大尚未相通的文明體系，在同一時期採取了本質同一的治理方式，蘊含著何等必須探究的東西，實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並焚燒民間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焚書」事件。與其後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個秦帝國，因此而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兩千餘載厚誣之下，已經無以使後人認知全貌了。人們因此而將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將秦帝國視作暴秦。甚或不屑於做任何歷史真相的追究了。作為一起有著深刻歷史背景，且發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書」事件在政治上的積極意義，已經被後世儒家夾雜著仇恨心理的單向價值評判所淹沒了。

　　這種居於統治地位的單向評判，大大掩蓋了「焚書」事件的反復辟的政治本質。在歲月流逝的長河中，一場反倒退反復辟的政治戰役，被褊狹地演繹成了一場惡意毀滅文化的暴行。這種評判，折射著我們民族時常痙攣性發作的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著我們常常因這種刻意失察而導致的種種悲劇。至少，人們已經忘記了，「焚書」事件是帝國新政面對強大的復辟勢力被迫做出的反擊，是新文明為徹底擺脫舊時代而付出的必然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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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呂氏春秋·仲冬紀》云：「仲冬之月……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命之曰暢月。是月也，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②　陽武博浪沙，陽武為秦縣名，大體在今開封西北。博浪沙為其時馳道路段名，大體在今開封與鄭州之間，在今河南原陽縣。博浪沙事件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韓國舊貴族張良主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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