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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


  其後,晉國出現了晉獻公末期的儲君內爭之亂。此時畢萬已死,其子魏武子選准了公子重耳為擁戴對象,追隨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為晉國國君(文公)後,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襲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晉國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開始了穩定蓬勃的壯大。歷經魏悼子、魏絳(諡號魏昭子)、魏嬴、魏獻子四代,魏氏已經成為晉國六大新興士族之一(六卿)。這六大部族結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體,不斷吞滅、瓜分、蠶食著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晉國事實上支離破碎了。又經過魏筒子、魏侈兩代,六大部族的兩個(範氏、中行氏)被瓜分,晉國只有四大部族了。經過魏桓子一代,魏氏部族與韓趙兩部族結成秘密同盟,共同攻滅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至此,魏趙韓三大部族主宰了晉國。

  承襲魏桓子族領地位的,是其孫子魏斯。魏斯經過二十一年擴張,終於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與趙韓兩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認為諸侯國。魏斯為侯爵,史稱魏文侯。從這一年開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國之路,成為開端戰國的新興諸侯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魏國的政治事件成為我們必須關注的對象。

  自魏文侯立國至魏假滅亡,魏國歷經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戰國歷史上,近兩百年的大國只經歷了八代君主,算是權力傳承之穩定性最強的國家了。這種穩定性,當時只有秦國齊國可以與之相比,國君代次顯然還要稍多。魏國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二年有餘,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則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五年有餘。應該說,在戰國那樣的劇烈競爭時代能有如此穩定的傳承,是極其罕見的。

  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將代次傳承作為政治穩定的基本標誌,原因在於世襲制下的傳承頻繁國家,都是變亂多發所致。是故,君位傳承頻繁,其實質原因必定是政治動盪劇烈,君主傳承正常,其實質原因也在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穩定性強。當然,也不能絕對化地說,穩定性是傳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國,其傳承代次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現過兩個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國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餘兩個在位時間長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這四任君主,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國政治傳統的基本架構及其演變,都發生在這四代之間。

  這一政治傳統,是破解魏國滅亡秘密的內在密碼。

  魏文侯之世,是魏國風華的開創時代。

  戰國初期,魏國迅速成為實力最強的新興大國,對天下諸侯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尤其對西鄰秦國,魏國以強盛的國力軍力,奪取了整個河西高原與秦川東部,將秦國壓縮得只剩下關中中西部與隴西商於等地。這種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崛起,根源在於魏文侯開創了後來一再被歷史證實其巨大威力的兩條強國之路:一是積極變法,二是急賢親士。

  先說變法。魏文侯任用當時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戰國時代推行以變更土地制度為軸心的大變法。史料對魏國這次變法語焉不詳,然依據後來的變法實踐,李悝變法的兩個基本方面該當是明確的:其一是圍繞舊土地制度的變法,基本點是有限廢除隸農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勵耕作並開拓稅源等等。其二是公開頒行種種法令,以法治代替久遠的人治禮治。可以做出的總體評判是:後來商鞅變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廣度不能與後來的商鞅變法相比。雖則如此,作為戰國變法的第一聲驚雷,魏國變法的衝擊作用是極其巨大的,其歷史意義是亙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實實在在的。

  變法的同時,魏文侯大批起用當時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實學的新興士子,此所謂急賢親士也。文侯之世,魏國群星璀璨文武濟濟,僅見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趙倉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故舊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國初期一舉擁有了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如此四個大政治家,實在是天下奇跡。由此,魏國急賢親士的聲名遠播,以至秦國想攻伐魏國而被人勸阻。勸諫者的說法是:「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由於魏文侯在位長達五十年,這種政治風氣自然積澱成了一種傳統。

  可是。魏文侯開創的這種生機蓬勃的政治傳統,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時期漸漸變形了。所謂變形,一則是不再積極求變,變法在魏國就此中止;二則是急賢親士的濃郁風氣,漸漸淡化為貴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說,魏文侯開創的兩大強國之路都沒有得到繼續推進,相反,卻漸漸走偏了。這條大道是如何漸漸誤入歧途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可尋路徑的蛛絲馬跡。

  一則史料是,魏擊(魏武侯)做儲君時暴露出的濃厚的貴族驕人心態。魏文侯十七年,樂羊打下中山國後,魏擊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擊遊覽殷商舊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師禮的田子方。魏擊將高車停在了道邊,並下車拜見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沒有還禮。魏擊很是不悅,譏刺道:「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

  魏擊很不高興,但又不能開罪於這個頂著父親老師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陰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說這個儒家子貢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氣,因為,戰國時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會做出這種毫無意義的清高,該遵守的禮儀便遵守,犯不著無謂顯示什麼。我們留意的,是魏擊的兩句譏刺流露出的貴族心態——田子方雖貴為文侯老師,依然被魏擊看作貧賤者,而貧賤者是沒有對人驕傲的資格的!如此貴族心態,豈能做到真正的親士敬賢?於是,後來一切的變味大體便有了心靈的根源。

  另一則史料是:魂擊承襲國君後不思求變修政的守成心態。魏擊即位,吳起已經任河西將軍多年。一次,魏武侯與吳起同乘戰船從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兩岸河山壯美,高興地看著吳起大是感歎:「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也許是吳起早已經覺察到了這位君主的某種氣息需要糾正,立即正色回答說:「邦國之固,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結果,魏武侯只淡淡一個「善」字便罷了。

  吳起對答,後世演化為「固國不以山河之險」的著名政諺,卻沒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憑據。列位看官留意,這是魏國君主第一次將人才之外的物事當做「國寶」。此後,魏惠王更是將珍珠寶玉當做「國寶」,留下一段戰國之世著名的國寶對答。魏武侯盛讚山河壯美,原本無可指責。這裡的要害是,一個國君在軍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如何評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態指標的意義。魏武侯的感慨若變為:「山河固美,無變法強國亦不能守也!」試想當是何等境界?這件事足以說明,魏武侯已經沒有了開創君主的雄闊氣度,對人對物對事,已經淪落為以個人好惡為評判標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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