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五(167)_孫皓暉

一六七

　　再說燕國破齊之迂。

　　燕國最輝煌的功業，是樂毅變法之後的破齊大戰。對於燕昭王與樂毅在燕國推行的變法，史無詳載。從歷史實際進展看，這次變法與秦國的商鞅變法遠遠不能相提並論，其主要方面只能是休養生息、整頓吏治、訓練新軍幾項。因為，這次變法並沒有觸及燕國的王道傳統，更不能說根除。變法二十八年之後，燕國發動了對齊國的大戰。樂毅世稱名將，終生只有這一次大戰，即六年破齊之戰。燕國八百餘年，也只有破齊之戰大顯威風，幾乎將整個齊國幾百年積累的財富全部掠奪一空。否則，燕國後期的對趙之戰便沒有了財力根基。但是，破齊之戰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謎團：為什麼強大的燕軍能秋風掃落葉一般攻下七十餘城，卻在五年時間裡攻不下最後的兩座小城而致功敗垂成？世間果然有天意麼？

　　歷史展現的實際是：在最初的兩次大會戰擊潰齊軍主力後，樂毅遣散了五國聯軍，由燕軍獨立攻佔齊國；一年之內，燕軍下齊七十余城，齊潘王被齊國難民殺死，齊國只留下了東海之濱的即墨與東南地帶的莒城兩座小城池。便是這兩座城池，樂毅大軍五年沒有攻克，最終導致第六年大逆轉。戰爭的具體進程，本書第三部《金戈鐵馬》有詳細敘述，不再重複。我們的問題是：五年之中，燕軍分明能拿下兩城，樂毅為什麼要以圍困之法等待齊國的最後堡壘自行瓦解？後世歷史家的研究答案是：樂毅為了在齊國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緩和了對齊國的最後攻擊。

　　《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有三國學者夏侯玄的一段評判云：「……樂毅之志，千載一遇……夫兼併者，非樂毅之所屑，強燕而廢道，非樂毅之所求……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樂毅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獒（斃）……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鄰國傾慕，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雖二城幾於可拔，而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毅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拔城而業乖也！……樂毅之不圖二城，未可量也！」

　　我們得說，夏侯玄的分析完全切中燕國實際。

　　但是，夏侯玄的評論卻比燕昭王與樂毅更為迂闊。夏侯玄之迂闊，在於將燕國攻齊說成一開始就很明確的彰顯王道的義兵，且將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為目標的道義戰爭而大加頌揚，「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甚至，夏侯玄將圍城不攻也說成是為了「申齊士之志」的善容之德。

　　歷史的事實是：燕昭王奮發圖強的初始動機，只是為了復仇。樂毅後來對燕惠王的書簡已經明說了：「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後來的燕惠王也說：「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絲毫沒有一句論及，破齊是為了推行先王之義。唯其如此，樂毅破齊初期並沒有推行不切實際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齊軍數十萬、攻下齊國全部城池、搶掠了齊國全部府庫的全部物資財富。應該說，這是強力戰爭所遵循的必然規律，無可厚非。

　　可是，在戰爭順利進展的情勢下，燕國的對齊方略忽然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以即墨莒城兩座城池的死命抵抗為契機，燕國忽然在齊國採取了與開始大相徑庭的王道德政。這種王道德政，能在齊國推行五年之久而沒有變化，與其說是樂毅的自覺主張，毋寧說是燕國王族的王道理念舊病復發，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聖王的大夢所致。因為，沒有燕昭王的支持甚至決策，作為一個戰國時代著名的統帥，很難設想樂毅會自覺自願地推行一種與實際情勢極為遙遠的迂腐德政。

　　樂毅在對燕惠王回書中回顧了攻齊之戰，說得最多的是攻伐過程與如何在齊國獲得了大量財富並如何運回了燕國，對於五年王道化齊，卻幾乎沒有說一句話。假若是樂毅力主燕惠王推行王道，樂毅能不置可否麼？同樣一個令人深刻懷疑的事實是：在燕惠王罕見致歉的情況下，樂毅為什麼堅決不回燕國？合理的答案只能是，樂毅對燕國迂政傳統的危害的認識至為清醒，明知無力改變而不願意做無謂的犧牲。

　　不以戰爭規則解決戰爭問題，而以迂闊遼遠的王道解決殘酷的戰場爭端，不但加倍顯示出自己前期殺人攻城劫掠財富的殘酷，而且加倍顯示出此時推行王道的虛偽不可信。這既是齊國人必然不可能接受的原因，也是燕國迂政用兵必然失敗的原因。相比于秦國的鮮明自覺的兵爭戰略，這種迂政之兵更顯得荒誕不經。

　　再說燕國的對趙之迂。

　　整個戰國時代，燕國邦交的焦點大多是對趙事端。也就是說，除了燕昭王對齊國復仇時期，燕國的邦交軸心始終是對趙之戰。燕國糾纏挑釁趙國之危害。幾乎當時所有在燕國的有識之士都剖析過反對過。但是，燕國的對趙挑釁卻始終沒有改變，這實在也是燕國歷史的最大謎團之一。邦交大師蘇秦最先提出了燕國對趙之錯誤，其後，蘇代也以「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寓言故事再度強調燕國對趙之錯誤。

　　應該說，蘇氏兄弟時期，燕國君主還是有所克制的，幾次燕趙之戰都因聽從勸諫而避免，燕國地位因此而改善。可是，燕惠王之後，燕國對趙方略又回到了老路。沒有任何理論理念支撐，就是死死咬住趙國不放。整個燕王喜時期，燕國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釁趙國。昌國君樂閑反對過，為此被迫逃離燕國。大夫將渠反對過，被燕王一腳踢翻。燕國只有一個名臣支持了燕國攻趙，這就是晚年的劇辛，結果是劇辛在戰場被趙軍殺死。若非趙國晚期是昏君趙遷在位，只怕名將李牧早滅了燕國。

　　歷史形成的基本謎團，其根源往往在於我們已經無法理解當事者的思維方式。

　　分明是害大於利，燕國還是要對趙國長期作戰，為什麼？

　　具體原因固然複雜多樣，譬如秦國間離燕趙，暗中支持燕國與趙國為敵，從而達到削弱強大趙國的目的，就是一個重要原因。可是，歷史邏輯展現出的根源卻只有一條：燕國以天子號老貴族自居，對這個後來崛起的強大鄰國抱有強烈的嫉妒與蔑視，必欲使其陷於困境而後快。只能說，這是王道迂政之風在最後的變形而已。

　　王道政治傳統，曾經在秦國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結果卻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國，使秦國成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國在秦國成為不能違背的傳統。直到秦孝公的《求賢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確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書·更法》記載的秦國關於變法決策的論戰，當時的執政大臣甘龍、杜摯反對的立足點很明確，就是維護秦國傳統：「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議君！」另一反對派大臣杜摯則云：「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兩派激烈爭論，都沒有涉及變法之具體內容，而都緊緊扣著一個中心——如何對待本國的政治傳統？成法該不該變？商鞅的兩次反駁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駁甘龍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惡。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商鞅反駁杜摯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必多是也。君無疑矣！」

　　商鞅的求變圖存理論，是戰國時期變法理論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的變法派能否成功，既取決於其變法內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決於對該國政治傳統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覺清醒，而能說服秦孝公決然地拋棄舊的政治傳統，在秦國實行全面深刻的變法。由此，秦國強大，秦國確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從此持續六世之強而統一華夏。

　　燕國則不同，樂毅與燕昭王的變法沒有任何理論準備，沒有對燕國的政治傳統進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論事地進行整頓吏治、休養生息、訓練新軍等等事務新政。顯然，這種不涉及傳統或者保留了舊傳統的表面變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穩定持續地強大，一旦風浪湧起，舊根基舊理念便會死灰復燃。

　　燕國的悲劇，就在這種迂政傳統的反復發作之中。

　　無論是處置實際政務，還是處置君臣關係，燕國君王的言論中都充滿了大而無當的王道大言，於實際政見之衝突卻不置一詞。王顧左右而言他，誠所謂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對樂毅離燕的德義譴責，根本不涉及罷黜樂毅的冤案與對齊國戰略失誤的責任承擔；對樂閑離燕的德義譴責，如出一轍地既不涉及對趙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樂閑離趙的是非評判，只是大發一通迂闊之論，繞著誰對不起誰做文章。兩千餘年後讀來，猶覺其絮叨可笑，況於當時大爭之世焉！司馬遷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之話感慨云：「召公夷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于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司馬遷將燕國長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歸結於「天下陰德」說，姑且不論。然則，司馬遷對燕國滅亡之原因，卻沒有涉及。

　　這，正是我們關注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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