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五(166)_孫皓暉

一六六

　　戰國時期，最能表現燕國王道迂政的是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復無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攪亂天下的禪讓事件。
　　其三，強兵復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齊事件。
　　其四，長期挑釁強鄰的對趙消耗戰。

　　先說邦交之迂。

　　秦國變法後，驟然崛起為最強大國家，使戰國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此之時，山東名士蘇秦倡導六國合縱抗秦的邦交戰略。從歷史主義的高度看，這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個人推動實現的外交大戰略。蘇秦推行合縱，首先瞄準的最佳發動國是中原三晉中的趙國。原因只有一個，秦國東出，三晉首當其衝，而趙國在三晉之中最硬朗。但是，種種原因，趙國卻拒絕了蘇秦。需要關注的是，蘇秦在首說趙國失敗之後選擇了燕國。蘇秦為何放棄了繼續以直接與秦國對抗的魏國、韓國為說服對象，而選擇了距離秦國最遠的燕國做突破口？從《戰國策》所記載的蘇秦說燕王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在秦國成為超強大國而對山東構成巨大威脅的大形勢下，燕國在山東六國中具有最明顯的邦交戰略失誤。這個失誤，恰恰是對秦國威脅完全不自覺。

　　蘇秦點出的事實，具有濃烈的嘲諷意味：「……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國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趙為蔽于南也！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所以不犯難也……秦之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計無過於此者！」蘇秦所諷刺的這種「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國式的政治迂闊症。

　　這種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狀便是沒有清醒的利益判斷，時時事事被一種大而無當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經常地搖擺不定。歷史的事實是，雖然燕文公這次被點醒，但其後不久，燕國立即退出合縱而與秦國連橫，重新回到「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闊老路上去了。再後來的燕國邦交，更是以反復無常而為天下公認，獲得了「燕雖弱小，而善附大國」的口碑。

　　也就是說，燕國邦交的常態，是選擇依附大國而不斷搖擺。春秋時期，這種搖擺主要表現在附齊還是附晉。戰國時期，燕國的搖擺則主要表現於對遙遠的大國（楚國秦國）時敵時友，而對兩個歷史淵源深厚的鄰國（齊國趙國）則刻意為敵。乍看之下，這種邦交貌似後來秦國奉行的極其有效的遠交近攻戰略，似乎是英明的強國邦交戰略。但是，可惜燕國不是強國，更不是要自覺統一天下的強國。燕國的遠依附而近為敵，更實際的原因在於迂闊的王道精神，在於老牌王族諸侯的貴胄情結——齊國趙國是新地主國家，與我姬姓天子後裔不能同日而語！這種對實際利害缺乏權衡而對強大鄰國的「身世」念茲在茲的國家嫉妒，導致了燕國邦交的長期迂腐，也導致了幾次行將滅亡的災難。

　　再說禪讓之迂。

　　燕國任用蘇秦首倡合縱之後，地位一度得到較大提高。可是，正在這個時候，燕國發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議的政治事件，從而導致了一次最嚴重的亡國危機。這個事件，便是燕王噲的禪讓事件。燕易王之後，繼位者是燕王噲。列位看官留意，大凡沒有諡號而直呼其名的國君，不是亡國之君，便是喪亂之君，總之已經喪失了追諡的宗廟條件。這個姬噲，與後來亡燕的姬喜，是燕國歷史上兩個沒有諡號的君王。姬噲之所以歷史有名，便是因為在位期間做了這一件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大事——仿效聖王古制，禪讓國君之位。

　　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嚴重內亂持續了五年之久，是燕國「幾亡者數矣」中最具荒誕性的一次亡國危機。事件的經過，都在本書第二部《國命縱橫》中備細敘述了。我們在這裡所要關注的，是燕王噲的迂闊與整個荒誕事件如何生成。《史記》、《戰國策》與《韓非子》都記載了這次事件的四個關鍵人物的關鍵言論很能說明一問題。

　　第一個關鍵人物，當然是姬噲。從他與其他臣子的應對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噲最關注的是兩件事：一則是如何使自己成為聖王，二則是如何使燕國像齊國一樣王天下。應該說，姬噲的動機無可厚非。但是，在變法強國成為潮流的時代，姬噲沒有想如何搜求人才變法強國，卻一味在聖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說，這是燕國的迂政傳統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個關鍵人物是子之。《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了子之一次權術行為：「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日：『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門外），回報日：『有。』子之依此知左右之誠信。」後來的趙高指鹿為馬以測試同黨，完全與子之權術相同。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並非是商鞅樂毅那般具有治國信念的變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權術人物。後來，子之當政而國家大亂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個關鍵人物是蘇代。蘇代是蘇秦的弟弟，入燕後與子之結盟，成為促成子之當政的關鍵人物之一。蘇代促成姬噲決策重用子之的言論，《史記》的記載是：蘇代出使齊國歸來，姬噲問齊王其人如何？蘇代回答說，必不能成就霸業。姬噲問，為什麼？蘇代回答說，齊王不信其臣。蘇代的目的很明顯，「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顯然，這是一筆很不乾淨的政治交易，蘇代騙術昭然。《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相對詳細，蘇代著意以齊桓公放權管仲治國而成就霸業為例，誘姬噲尊崇子之，姬噲果然大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可見，蘇代促成姬噲當權的方式，具有極大的行騙性，說蘇代在這件事上做了一回政治騙子，也不為過。而姬噲的對應，則完全是一個政治冤大頭在聽任一場政治騙術的擺弄，其老邁迂闊，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個關鍵人物是鹿毛壽。此人是推動姬噲最終禪讓的最主要謀士，其忽悠術迂闊遼遠，繞得姬噲不知東南西北。鹿毛壽對姬噲的兩次大忽悠，《戰國策》與《史記》記載大體相同。第一次提起禪讓，鹿毛壽的忽悠之法可謂對症下藥。鹿毛壽先說了一個生動的故事：堯讓許由，許由不受。於是，「堯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堯名實雙收，既保住了權力，又得到了大名。無疑，這對追慕聖王的姬噲是極大的誘惑。之後，鹿毛壽再擺出了一個誘人的現實謀劃：「今王以國相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與堯同行也！」姬噲素有聖王之夢，叉能名實雙收，立即認同．將舉國政務悉數交給了子之。顯然，這次交權還不是子之為王。

　　於是，過了幾多時日，鹿毛壽又對姬噲第二次忽悠設謀。鹿毛壽說，當初大禹禪讓于伯益，卻仍然教太子啟做了大臣。名義禪讓，實際上是教太子啟自己奪位；今燕王口頭說將燕國交給了子之，而官吏卻都是太子的人，實際是名讓予之，而太子實際用事（掌權）。顯然，這次是鹿毛壽奉子之之命向姬噲攤牌了，忽悠的嘴臉有些猙獰．大約姬噲已經有了聖王癖，或者已經是無可奈何，於是立即作為．將三百石俸祿以上的官印（任免權）全數交給了子之。之後，姬噲正式禪讓。「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反）為臣。」

　　在治國理念與種種政治理論都已經達到輝煌高峰的戰國之世，一個大國竟然出現了如此荒誕的復古禪讓事件，其「理論」竟然是如此的迂闊淺薄，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這一幕頗具黑色幽默的禪讓活劇，之所以發生在燕國，而沒有發生在別的任何國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國的王道傳統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風。燕國君臣從上到下，每每不切實際，對扎扎實實的實力較量感到恐懼，總是幻想以某種貌似莊嚴肅穆的聖王德行來平息嚴酷的利益衝突，而對真正的變法卻退避三舍敬而遠之。這種虛幻混亂的迂政環境，必然是野心家與政治騙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國度。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