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四(250)_孫皓暉

二五〇

　　四是文華名臣大興養士之風，生成中國歷史上獨有的「門客」高峰。門客者，私門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從天下各階層游離過濾出來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為主流，此所謂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門，以其能才尋覓出路，難免魚龍混雜甚或多有各國逃犯與雞鳴狗盜之徒，其第一要務自然便是生計衣食。於是，投靠豪門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而貴胄權臣為培植私家勢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實效命於私門的士人。

　　於是，以召賢為名的養士之風便不期然興起，門客現象隨即風靡天下，在戰國之世達成高峰。除了秦國權臣，山東六國的權臣貴胄幾乎是人人皆有門客。多少權貴門客盈縮，多少門客朝夕成名，此間故事實在不勝記數也！而門客數以千計者，則當數戰國四大公子——信陵君魏無忌、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此四人先後在本國成為一時權臣，又同時襄助蘇秦發動第一次合縱抗秦，之後更成為合縱主導人物，名滿天下權傾一國，所養門客縮則三兩千，盈則五七千，幾成一旅之眾，私家勢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東之朝野風習自然大異于秦國。

　　其時，山東風習之最鮮明處是商風濃郁崇尚浮華，而秦國民風卻是重農重戰簡約質木。諸多為當時名士所指責的糜爛世風，都源于山東六國彌漫朝野深植國人的商業營生。從根源上說，自春秋商旅大起，歷經四百餘年，中原各國的商人商業之盛已成空前高峰。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氣候。臨淄之齊市、大樑之魏市領風氣之先，交易之盛幾無任何禁忌。陳城之楚市、新鄭之韓市、邯鄲之趙市、薊城之燕市，雖先後曾有盈縮，然也不乏浮華繁盛之風。若再加上曾經閃爍流風的宋市、衛市、魯市、吳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說商風彌漫天下亦不為過。是時也，人無論窮富，官無論大小，盡皆千方百計鑽營商道以富家。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誠如是也！歷史地說，戰國商風之盛，其後兩千餘年直到中國進入近代之前，始終無法望其項背。

　　此等濃烈商風之下，珠寶、娛樂、博彩、賽馬、娼優、珍奇器物、珍禽異獸、奴隸交易、貴胄酒店諸般奢靡行業大起，浮華衣食崇尚器物積為風習，高臺廣池豪闊營造流行官場，侈糜之風彌漫朝野，一時大開亙古之先河。其間根本處，在於尋常庶民大肆捲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國人」尤其孜孜于商事，不惜出奇致富。《史記·貨殖列傳》非但歷數了春秋戰國的赫赫大商，且羅列了尋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勝」之道：「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所謂奇勝之法，便是富人不屑為之的卑賤商路。《貨殖列傳》列舉了當時專執賤業而致富的「奇勝」之業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藉以起家；博戲為惡業，桓發操其致富；串街叫賣（行賈）乃賤行，雍樂成卻做到了富饒之家；販賣脂膏是屈辱營生，雍伯卻累積了千金；賣漿為小業，張氏卻富至千萬；替人磨刀（灑削）本是薄技，郅氏卻至鼎食之家；馬醫藥方淺陋，尋常醫家不屑為之，張裡卻大富起來……末了司馬遷感慨萬端：「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說，致富無恒常之業，財貨無恒常之主，能者聚集財富，平庸者崩潰產業；千金之家的富貴堪比都邑高官，萬金之主的享樂可比諸侯國王，簡直就是沒有正式封號（素封）的王者貴胄！難道不是麼？

　　人皆求商，邦國風習自然無敦厚可言。

　　後世史書對各地風俗雖都有詳略不同之記載，然對戰國風習的分國概括描述，仍當以《史記》與《漢書》最為貼近翔實。諸位看官且來看看前述文獻對各國民風民俗的描述：

　　縱橫家蘇秦描述齊國云：「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貨殖列傳》的描述則是：「齊帶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好賈趨利……齊人寬緩闊達，貪粗好勇。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聚）五民……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漢書·地理志》則描述云：「齊俗多靡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

　　楚國風俗之描述云：「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其俗剽輕，易發怒，寡於積聚（很少有人積累財貨）。南楚多竹木金鐵，民好辭，巧說少信，與江南大同俗……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趙國風俗之描述云：「地薄人眾，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砧屣，游媚富貴，入後宮，遍諸侯。代地人民不事農商，矜懻忮（強直剛愎），好氣，任俠為奸。邯鄲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國風習之描述云：「地廣民稀，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賓客相過，以婦帶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

　　韓國風習之描述云：「其俗誇奢，尚氣力，好商賈漁獵，好爭訟分異…………俗雜好事，業多賈，任俠。」

　　魏國風習之描述云：「有鹽鐵之饒，民喜為商賈，不好仕宦……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當時有名士吳劄讚頌魏風曰：「美哉渢渢乎！」渢渢者，華貴中庸貌也。可見魏國文明之盛。

　　洛陽周人之風習描述云：「周人之失，巧偽取利，貴才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不好仕宦……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秦國風俗之描述則云：「其民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不敢為奸邪）……民務本業，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才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民俗質木，不恥寇盜……漢興，立都長安，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嫁娶尤崇侈糜，送死過度。」顯然，戰國秦風與後世秦風是有很大差異的。

　　如此活生生風俗畫，赫然可見天下民風之一斑！

　　諺云：「政久成俗。」民風釀政道，政道生民風，自古皆然。秦國民風以商鞅變法為分水嶺而為之大變，此乃政道生民風之典型也。山東民風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這個政道，便是源遠流長的崇商之道。秦國重農而山東崇商，植業根基之不同，終致民風大相徑庭。就實而論，非秦人天生惡商，亦非六國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別，根本原因在兩種治國之道的激勵督導不同，更深遠處則在兩種治國理念之差別。

　　商鞅治國理念已經說過，再來看看山東治國理念。

　　僅說商風最濃的齊國。春秋之世，齊立國的第一任國君姜尚，便開了與周道不同的治國之道：「太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通工商之業，因其俗，簡其禮，而人民多歸齊。」《前漢書》則云：「初太公（姜尚）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不出來做實事）；其失（缺點是）誇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遇到急難便四散），緩之則放縱（尋常時日則放縱享受）。」兩則記載，前者說齊國開首便以激勵（勸）通商、簡化禮制吸引人民，後者說齊國開首便放縱士風。兩者相互浸潤，國風始得放縱。

　　後來，管仲開新政變革之先河，對民眾經商之風更有明確立論，他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尚簡約，所以使民貧也；美壟墓（興建豪華的田宅墳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論，實際上一直是山東六國的立民之道與治國理念，戰國之世依然被奉為圭臬。有此理念，商風大起民風奢華，遂成傳統衍生的必然。到了戰國之世，縱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國李悝變法，也依然將壯大商旅利用商道作為基本國策。李悝保障不傷農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調節穀價。稍後的魏國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動輒便以經商之道論述治國，以治國之道論述經商，直將商道政道融為一體。與商鞅以重農而保障激勵農戰的秦法相比，這顯然是另一種更具深遠意義的治國理念。假如六國能法商並重，對變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恆，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番面目。

　　儘管六國民風多受指責，然卻依然是文明風華之淵藪。

　　呂不韋要做得，便是在秦國大開文明之風，使秦國文明與山東六國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興辦私學、廣召門客，依靠大量進入自己門下的治學士人釀成文明大勢，進而著書立說，漸漸誘導朝野之風。呂不韋很清楚，在秦國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難免一場廟堂論爭，操持不好便會引起舉國震盪！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權傾朝野的勢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縱有朝野非議，最多也是私下指責自己歆慕虛名而已，決然不會使國人生亂；只要秦國不亂，自己便可從容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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