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四(249)_孫皓暉

二四九

　　在秦國，蒙驁、呂不韋、蔡澤都是當世入秦的外邦人，老秦人謂之「外臣」。三人之中，惟蒙驁是孩提時隨家族入秦，然畢竟不是生在秦國，算不得名副其實的秦人，故在「外臣」眼裡依然是同樣的伴當。目下，三人又恰恰是秦國三個職爵最高的權臣，一相一將一上卿，幾乎便是秦國的全部實權事權。若再將太后趙姬這個趙國女子與有著一半趙國血統的秦王嬴政算在內，秦國廟堂幾乎便是外邦天下了。當今之世，也只有秦國有這種罕見的外臣聚權之象了。誠然，戰國時代各國任用外邦名士為權臣者，可謂舉不勝舉。然則都有一個共同處：一代名君所為，名君之後終是斷斷續續，最後必然是越孱弱越猜忌外邦名士。秦國大大不同，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開始，百餘年來歷經六代七君，始終是外臣當國，英才匯萃，從無間斷！

　　大體說來，秦國的外臣有五種人：一是名士而成權相者，如商鞅、張儀、甘茂、范雎、魏冄、蔡澤、呂不韋以及後來的李斯；二是基於縱橫需要而入秦任相的外邦大臣，如曾經短暫做過秦國丞相的孟嘗君等；三是移民入秦而成大將者，如司馬錯、蒙驁與軍中的胡族將領；四是被永不過時的求賢令吸引入秦，而成為郡守縣令與各官署大臣者；五是嫁給秦君而成氣候的外邦公主，以及隨公主入秦而立功封爵的外邦貴胄，如宣太后以及華陽君、陽泉君等。如此連綿不斷的外臣氣候，山東六國可謂望塵莫及也！就實而論，一個久居西部邊陲數百年的半農半牧部族，一旦崛起，竟有如此襟懷氣魄，不能不說是天下異數。令呂不韋深為感慨的是，秦國朝野從來沒有覺得有甚反常，更沒有無端的戒懼猜忌。雖說老秦人有時也因不滿某事某人而對外臣罵罵咧咧一陣，然終究從未釀成過疑外風潮。這便是秦國，一個令天下俊傑才子無法割捨的施展抱負之地。

　　「四海胸襟，秦人王天下小矣！」英雄感喟者不知幾多。

　　惟有此等氣候，呂不韋與蔡澤、蒙驁以及所有「外臣」之間的相互來往，從來沒有忌諱。外臣聚相謀國，從來都是坦坦蕩蕩。百餘年來，除了範雎舉薦的鄭安平戰場降趙，不計其數的外臣盡皆耿耿襟懷忠心事秦，從來沒有過「二心」之人，更沒有過背叛秦國的事件發生。

　　然今日呂不韋拜會蔡澤，卻恰恰因為蔡澤是外臣，是燕國人。兩人對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說起話來便少了許多顧忌。然則，這一話題若與老秦人說起，是官是民都要黑著臉先打量你一番，接著便會是無休止地爭辯。即或與蒙驁論及，這位雖非老秦人的上將軍卻幾乎與老秦人一般模樣：只說甚事如何辦尚可，若要總體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補引導，便會沉下臉斷然阻止。能論長遠之道者，惟蔡澤也。此君歷經坎坷，早已沒有了爭取重新為相的勃勃雄心，決意忠實輔佐呂不韋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實。有此兩者，呂不韋至少可以放開說話。

　　「果然文信侯也！」蔡澤搖著大芭蕉扇笑著迎了出來。

　　「綱成君有備而待？」呂不韋也笑了。

　　進得正廳，蔡澤當頭便是一句：「此其時也！更待何時？」

　　呂不韋悠然一笑：「此時何時，尚請綱成君教我。」

　　蔡澤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來老夫便去。」

　　一夕暢談，淅瀝雨聲濾出了蔡澤的十六字方略——大興文華，廣召賢良，修書立說，化秦戾氣！末了蔡澤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說，文信侯當知其妙！」呂不韋卻是搖頭一歎：「綱成君方略無差，歸宿卻是偏頗矣！」蔡澤大笑：「何時修得如此計較，方略無差而歸宿竟能偏頗？老夫未嘗聞也！」呂不韋正色道：「君所謂化秦戾氣者，六國偏見也！不韋多行新政，所圖謀者，惟補秦法之缺失也，惟壯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澤不禁呷呷長笑：「好說好說！戾氣也好，缺失也罷，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呂不韋淡淡一笑搖搖頭，卻也沒有再爭辯下去。

　　一番籌劃，呂不韋開始了有條不紊地鋪展。

　　蔡澤的方略被呂不韋簡化為兩件實事：一是興建學宮，二是興建門客院，兩件事都以私學之法興辦。也就是說，無論是學宮還是門客院，都是呂不韋私政，與國府無關。其所以如此做法，呂不韋是反復權衡而後拍案的。

　　要得明白呂不韋的良苦用心，得先說說戰國文明大勢。

　　戰國之世，秦國雖不斷強大勢壓天下，然就文明風華而言，無論是根基還是形式，尚遠遠不如山東六國。這既是天下公認的事實，也是秦人認可的事實。其所以如此，並非秦國沒有財力人力大興文華，而是基於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國無異俗，民務厚重，耕戰為本，心無旁騖！基於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國方略非常明確：一賞，一刑，一教；一賞使兵無敵，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聽上。其中涉及文明風華的「一教」，商鞅歸納為：「務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戰而已矣（只能是強化人民戰心）！」從而達到「富貴之門出於戰（富貴門庭只能通過戰功獲得），精壯者務于戰（精壯男子只求上戰場），老弱者務於守（老弱者只求守禦家園），死者不悔（戰死不後悔），生者務勸（生還則激勵國人求戰），闔棺而後止（直到躺進棺材為止）！民聞戰而相賀，起居飲食歌謠者，無非戰也！」為達到如此貫徹舉國上下的求戰風習，對一切涉及文華風尚而有可能渙散戰心的士人，諸如「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党、任譽（以出力保護他人為譽的任俠）、清濁」之士，秦法皆做了嚴厲限制：「不可以富貴（不能獲富貴地位），不可以評判（不能評論國事），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不能私下議論，也不能將私議結論呈報官府）！」

　　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華之舉都被視為浮華惑民，自然要嚴厲禁止。孝公商君之後百餘年，山東士人雖不斷流入秦國，山東商旅更是大舉入秦，然秦國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員為正途，不能興辦私學培育言論；商旅入秦，只能在專為外商興建的咸陽尚商坊經營，不能進入老秦人的國人區，更不能與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說，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風華之舉，而且也著意防範六國浮華風習對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國已經拓展為五個方千里的大國，然諸般文明風華依然頗見蕭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沒有在秦國發生。

　　相反，山東六國卻是文明大興風華昌盛，一片蓬勃生機。

　　首先是國人言論自由。其時之山東六國，誹謗之風大開，議政蔚為時尚。誹謗者，議論是非指責過失也。從遠處說，堯舜為部落邦國首領之時，華夏各部族便有「謗木」與「諫鼓」制度。謗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寫或畫，對國事做諸般抨擊建言；諫鼓者，殿堂官府門口皆立大鼓，舉凡官員國人有話要對天子官員說，便可擊鼓求見，天子官員聞鼓得出，不得拒絕。這便是「路有誹謗木，朝有敢諫鼓」的古老傳統。夏商周三代，此等傳統雖日漸式微，但仍保留著濃厚的遺風，除了奴隸階層，國人言論從來沒有受到過大的禁錮。

　　春秋戰國之世，奴隸隨著變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隨著變法潮流而興起，民智漸開，國人言論之風再度大起。於是乎禮崩樂壞瓦釜雷鳴天下洶洶，中原大國的庶民議政之風成為左右各國政局的強大勢力，遂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廟堂訓誡。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階層的論戰風尚，民眾心聲通過士人階層的過濾與再度創造，逐漸演變為各種各樣的治國主張、治學之道、治事之學，此所謂諸子百家也。於是乎天下言論更見深徹，誹謗論戰蔚然成風，其勢之盛一時成空前絕後之奇觀！

　　其次是私學大興。諸子百家出，議政議國立學立言，煌煌大著洶洶言論不絕於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華夏文明，紛紛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學但成一說，士子便成一家。其時除法儒墨道四大顯學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陰陽家、計然家、農家、醫家、水家、方術家、堪輿家、營國家（建城術）、工家、樂家等等等等數不勝數！舉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門生追隨，師生便自謀生計周遊天下，弘揚自家學說，流播天下學問，為民生奔走呼號，為邦國針砭時弊，為自家尋覓出路，移風易俗大開民智，責己責人多方救世，堪稱華夏文明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三是大規模官學橫空出世。戰國之世，七大戰國皆有官學。秦國官學之規模，自然遠遠不若山東六國。而山東六國之官學，則以彙聚天下名士的齊國稷下學宮為代表。自齊威王後期興辦稷下學宮，至齊湣王學宮衰落，歷經威王、宣王、襄王、湣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學宮始終是天下學問之驅動中心，是無可替代的文明淵藪。其間根本，便是齊國始終沒有將稷下學宮作為官吏來源，而是真正的養士興學培植士風，大興論辯學風，使學宮士子在衣食無憂的閒適之中相互砥礪，積細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後世所有王朝無法企及的文明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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