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莫言　>　四十一炮　>　 上一頁　　　　下一頁
八八

　　面對著攝像機鏡頭，我繃緊嘴巴，使自己嚴肅起來。我把一張紙放在瓦盆裡，甜瓜也把一張紙放在瓦盆裡。我看到那個扛機器的記者彎下腰，讓照相機的鏡頭幾乎觸到了煙火上。然後他搖鏡頭。鏡頭對準我的臉，搖，對準了甜瓜的臉。搖，對準了我的手。搖，對準了甜瓜的手。搖，對準了大棺材。抬起來，對準了鏡框中死者的臉。我看到，死者，蘭大嬸，在鏡框裡，那個巨大的蒼白的臉上，那兩隻哀傷的眼睛，儘管她的嘴角有幾分笑意，但還是難以遮蓋住她滿臉的哀傷。當我盯著她看時，我發現她也在盯著我看。她的目光裡有太多的東西，令我心中凜然。我可不敢與她對視了，慌忙把目光移開，看退到門口的記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

　　我越看越覺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覺得她不太像個人，越看越覺得她是什麼妖精變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經隨著她的母親(管她是不是親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從他們家的院子裡，有一條通向西南方向的黃土大道，大道上奔馳著一輛四馬拉著的彩車，車上站著蘭大嬸和甜瓜，她們穿著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風吹鼓起來，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時分，黃彪媳婦把我和甜瓜叫到廚房，給我們端上來一盤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湯，一笸籮饅頭。嬌嬌妹妹和我們一起吃。天氣悶熱，再加上被紙煙熏了半個上午，我有點噁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們吃一個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湯，再往嘴巴裡塞一塊饅頭。兩個女孩子，誰也不看誰，就像比賽一樣，摽著勁兒吃。我們吃飯的當兒，老蘭進來了。他頭髮沒理，鬍子沒刮，衣衫不整，神色沮喪，眼睛裡佈滿血絲。黃彪的小媳婦，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著他，關切地勸他：

　　"蘭總啊，俺知道你心中難受，一日夫妻還百日恩呢，何況你們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個那樣的賢惠人兒，別說您心中難受，就是我們，也是眼淚止不住地流。但已經這樣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還得照顧這個家，公司裡還有那麼大的事業，沒有您，咱們村就沒有主心骨了。所以啊，蘭總，俺的好大哥，不是為了你自己，是為了俺們這些村民，您也得吃飯……"

　　老蘭眼泡紅紅地說：

　　"謝謝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顧孩子們吃飯，我那邊還有許多事。"

　　老蘭摸摸我的頭，摸摸嬌嬌的頭，摸摸甜瓜的頭，眼睛裡夾著淚花，轉身走了。黃彪媳婦眼睛追著他的背影，感動地說：

　　"真是個有情有義的好漢子……"

　　吃罷飯，我們又回到棺材前去守靈、化紙。

　　院子裡，不斷地有人進出。那幾條德國種狼犬，從老蘭老婆死後就變成了啞巴。它們趴在地上，將腦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淚汪汪地看著院子裡的人，目光哀傷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著紙人紙馬進來，張張揚揚地尋找著安放的地方。領頭的那個紙紮匠，是一個精神矍鑠的小老頭子，眼珠子骨碌碌亂轉，一看就是個精明角色。他腦袋無毛，像個燈泡；下巴上有十幾根鬍鬚，像個老鼠。母親招呼著他，讓他的人把那些紙活放在西廂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紙馬，與真馬大小相當。

　　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雞蛋殼染色而成。是大馬的身軀小馬駒子的神情，調皮可愛。攝像機的鏡頭對準那些馬，對準紙紮匠，搖到紙人上。兩個紙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來福，童女名叫阿寶。他們的名字，寫在他們的胸脯上。聽說這個像老鼠精一樣的紙紮匠，一個大字不識，但每年春節都在集市上擺攤子賣對聯。他的對聯不是寫的，是照著人家的對聯畫的。他其實是個天才的美術家，造型藝術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對您多說。還有一棵搖錢樹，枝幹用紙紮成，樹葉子都是鑽了孔的硬幣，在陽光下閃閃爍爍，晃人眼睛。

　　母親還沒把這撥紙紮匠打發走，另一撥紙紮匠又進了門。這是一撥洋派的，領頭的那位，據說是一個藝術學院的肄業生，女的，留著小平頭，耳朵上掛著兩個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實是用一塊破漁網和幾塊爛布頭做成的。下穿牛仔褲，露著肚臍，褲腳破爛，像兩個拖把，膝蓋處有兩個窟窿。這樣一個女子竟然幹上了這一行。她的人側著抬進來一輛奧迪A6小轎車，一台巨大的電視機，還有音響什麼的。

　　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兩個紙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裝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襲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禮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禮上的芻靈。攝像記者對這撥洋派紙紮匠的興趣顯然大大超過了那撥老派紙紮匠，他們跑著跟拍，跪著拍特寫。小報記者的興趣是拍人物，他後來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攝影家。那些紙活，把院子塞滿了。而此時，姚七帶領著一個腰間別著一隻嗩呐的吹鼓手頭領和一個身披袈裟、手數念珠的和尚，從那些紙活的縫隙裡，走到母親的面前。母親揮一把汗，對著東廂房大喊：

　　"老羅，你出來幫我照應一下嘛！"

　　在下午的酷熱陽光裡，我坐在棺材前，機械地往瓦盆裡扔著紙錢，眼睛看著院子裡的熱鬧，偶爾看一下對面的甜瓜。她困了，不時地打著哈欠。妹妹不知道鑽到哪裡去了。黃彪的小媳婦，精神抖擻著，攜帶著濃濃的肉味，像股小旋風，在廳堂裡穿梭來往。老蘭在一個房間裡大聲說話，我不知道聽他說話的人是誰。進進出出的人實在太多了，記不過來。那天老蘭家像個指揮大戰的機關，參謀、幹事、助理員、地方政府的官員、社會名流、開明士紳，啥人都有。我看到父親從東廂房裡出來，蝦著腰，面色陰沉。母親脫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襯衣，襯衣的下擺紮在黑裙子的腰裡，臉膛紅彤彤的，像個剛剛生了蛋的母雞，很是精幹，很是熱烈。

　　她對著那一土一洋的紙紮匠頭兒，指指木頭一樣站在紙活前的父親，說：你們跟他去結算。父親也不吭氣，轉身進了東廂房。那兩個紙紮匠，或者是藝術家，彼此用輕慢的目光對視了一下，便跟隨在父親後邊，進了東廂房。母親對著姚七、吹鼓手、和尚，大聲地說話。她的話高亢尖厲，在我的耳朵裡轟鳴。我也困了。

　　我可能是打了一個盹兒，因為當我再把目光投到院子裡時，發現那些紙活已經被疊放在一起，騰出來不少空間。騰出來的空間裡，擺放著兩張桌子和十幾把折疊椅子。方才那毒辣的太陽，已經被烏雲遮住。七月的天，女人的臉，說變就變。黃彪的小媳婦到院子裡轉了一圈，回來說：

　　"這個天，可千萬別下雨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誰也擋不住，"一個穿著白大褂，燙著大發鬈，塗著黑嘴唇，滿臉青春痘的女人，一閃身出現在正廳的門口，接上了小媳婦的話茬，說，"蘭總在哪裡？"

　　小媳婦目光如梭，上下打量著來人，用輕蔑的口吻說：

　　"范朝霞，是你啊，你來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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