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大明(59)_馬伯庸

五九

　　第一是時間。洪武二十年開始造魚鱗圖冊，這距離黃冊正式編成已經過了六年，怎麼朝廷工作效率這麼低？

　　其實這賴《明史·食貨志》說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項持續時間很長的工作，不可能一紙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結果，前期有大量準備工作。黃冊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麼順暢，是因為戶帖制鋪墊了足足十年。同樣道理，洪武二十年開造魚鱗圖冊，也不是突然之舉。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積極籌備。

　　明代的魚鱗圖冊是記錄一塊塊田地的檔案，檔案包括每一塊地的所屬、方位、面積、形狀等基本信息，還要寫明地形、四至、肥瘠種類等等。如果土地涉及買賣分割，還要填寫分莊。如有佃戶耕種，亦要一一標明。旁邊附有檔案編號和地內橋樑、山川、河流等情況。

　　這還只是一戶的信息。

　　十戶的魚鱗圖冊要合成一份甲合圖，十一份甲合圖再合成一里之總圖，一鄉的若干裡總圖彙聚在一起，交給縣裡。縣裡再一次合圖匯總，上交州、府乃至戶部。

　　可見打造魚鱗圖冊的繁劇程度在戶帖和黃冊之上，絕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經界。」足以證明，魚鱗圖冊的準備工作，從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間，從未停歇過。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魚鱗圖冊，不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罷了。

　　第二個有趣之處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頭銜是國子生。

　　國子生就是國子學的學生。國子學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學府，這個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洪武十四年，他在雞鳴山下設立國子學新址，並於次年改名叫國子監。

　　大家應該還記得，洪武初年，朱元璋無法推行魚鱗圖冊的原因之一是專業人才匱乏。所以他非常重視國子學的培訓，將其當成政務儲備人才的培訓基地。既然是政務儲備人才，那麼就不能只讀聖賢書。

　　朱元璋做人務實，給國子學加了一條規矩，叫作「實習曆事」。它還有一個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監外歷練政事」。

　　國子學或國子監的學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須到各個政府部門實習，熟悉政務。他們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曆事監生」。朝廷視其在實習期間的表現，予以拔擢任用。這種歷練對培養人才的好處，自不待言。讓學生早早經歷政事磨煉，可以迅速上崗，對於緩解明初人才匱乏的窘境幫助極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一口氣選派了一千多名國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縣；洪武二十四年，又選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名國子生，以禦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牘；洪武二十六年，登記在冊的國子監生，從原來的平均兩千人，躍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這三個時間節點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案發，株連萬餘；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數萬；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波及萬餘。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讓官場為之一空，這些缺額只好讓國子監頂上去。

　　「實習曆事」的效果實在太好了，以至於朱元璋覺得有這個選拔制度就夠了，一度停辦了科舉考試。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開科，他還反復叮囑「務求實效、毋事虛文」。

　　這位叫武淳的國子監生，竟然可以主持魚鱗圖冊這麼重大的工作，可見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實習了很久，對庶務得心應手，才會被委以重任。類似武淳這樣的人，還有很多。見諸史書的有呂震、古樸等人，都是國子生出身。可見朱元璋在主導土地政策的同時，對於配套政策的建設也沒有放鬆。

　　第三個有趣的地方，是「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

　　前面咱們也提到過，糧長是朱元璋在「裡」和「縣」之間設置的一個中間環節，主要職責是催收區域內的稅賦，職責和裡長有所重疊。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裡甲制建成以後，這個臨時性職務就該取消。可朱元璋卻堅持保留下來。

　　保留糧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洪武十四年之後的土地大清丈做準備。

　　像武淳這樣的監生，縱然能力出眾，可畢竟是中央來的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況的人來配合，才好開展清丈工作。

　　地方縣府離基層太遠，資源有限；裡長、甲首級別又太低，都不適合配合工作。而糧長一來熟悉鄉情，二來管轄範圍是「隨糧定區」，一區四個糧長，一個糧長的管轄範圍涵蓋一萬石左右的區域。以「萬石」為單位逐一造魚鱗圖冊，既不至太過瑣碎，也不至太大難以兼顧。

　　可見朱元璋這個伏筆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舉多得。

　　由於前期工作準備得透徹，魚鱗圖冊編造進展得十分順利，趕在第二期黃冊再造之前，完成了兩浙與直隸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沒看錯，只是兩浙加直隸。其他地區的魚鱗圖冊和編甲工作，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才陸陸續續完成，並成為一項長期工作，一直持續到了永樂年間。

　　從此以後，老百姓和戶籍緊密地聯繫到一起，幾乎沒有出遠門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會隨時查驗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討，衙門也能查到你的黃冊底細，遣返原籍。除了一些少數民族偏遠地區和邊境之外，大明十三個承宣佈政使司和直隸地區的民眾，就這樣被朝廷嚴密控制起來。

　　黃冊和裡甲制鎖住了人口相關的稅費和徭役，魚鱗圖冊和糧長則掌控了田地租賦。黃冊、魚鱗圖冊以及裡甲制三位一體，構成了一道又一道縱橫鐵索，牢牢地把百姓釘在了土地之上，動彈不得，化為穩固稅基，源源不斷地為朝廷輸血。

　　大明憑藉著這三樣工具，將控民之術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歷數前朝，還從未有一個政權對民眾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細緻。

　　賦役黃冊、魚鱗圖冊和裡甲制所構成的體系，對民眾的管束和禁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密，是不折不扣的「張密網以羅民」。明清兩代被稱為中央集權的巔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這套底層設計裡。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實現。

　　數字可以說明一切。

　　三位一體初建之後，全國戶數一千零六十五萬兩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國耕地面積達到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共可收夏麥四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

　　這些看似枯燥的數字，意味著一個新生政權已經渡過了初期難關，徹底站穩腳跟，開始進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心情不錯的朱元璋，向天下頒佈了一道聖旨：「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覺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稅賦已足夠國家開銷，從此以後新開墾的土地永不必徵稅，老百姓隨便種吧。這個政策開始只覆蓋兩省，很快涵蓋到幾乎整個北方。

　　敢於宣佈新墾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這個底氣，正是從成功的戶籍推行中來的。

　　在很多歷史書裡，作者講到各朝開國君主時，往往熱衷於描繪其在疆場上的血腥攻伐，沉醉於宮廷官場的鉤心鬥角，對於民政建設往往一筆帶過。這會讓讀者產生一種錯覺，仿佛只要君王們得了天下，稅賦錢糧、民眾徭役就會自動各歸其位，傾心輸誠。

　　事實上，這些瑣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難事。老子有云：「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治理一個國家，必須像烹小魚一樣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則一不留神就爛了。

　　縱觀朱元璋在洪武年間的這一系列舉措，正好是老子這句話的最佳腳注。

　　他的每一項政策都經過反復推演，有設計，有試點，有鋪墊，有妥協，策略務實而有彈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實。從「戶帖」到「賦役黃冊」，從「一百一十戶裡甲」到「魚鱗圖冊」，從「糧長制」到「實習曆事」，層層推進，有條不紊。

　　朱元璋別的施政成敗姑且不說，至少在地方戶籍建設上，他展現出了一個成熟、理性、精明且極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穩重，放之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經常有人會感到很奇怪，朱元璋在國初那麼折騰，為何國家沒怎麼亂，答案就在戶籍建設的細節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訂戶籍政策時既不論證也不調研，一拍腦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亂，一亂就鎮壓，鎮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續下去可真不好說。

　　不過這套戶籍制度也不是完美無缺。它太過理想化，從根上想搞絕對平均主義，又為了穩定把民眾束縛得極緊，指望他們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動。

　　朱元璋在位時，這一系列制度尚能執行，他一死，這套體系便開始發生變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廢止，比如「永不起科」這個政策，在正統年間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說糧長一職，後來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個倒霉負擔，誰戴上這帽子誰破產。弘治年間曾經有一首特別萌的民謠：「廣買田產真可愛，糧長解頭專等待，轉眼過來三四年，挑在擔頭無人買。」說的就是這個狀況。

　　還有些制度雖然一直被忠實執行，可社會環境已變，當初的舉措，反而變成惡政贅法。比如三位一體的錮民之術，導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

　　哎，我想起來，咱們最早……是說玄武湖對吧？

　　咳，咳，這下終於可以說回正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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