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大明(45)_馬伯庸

四五

　　這種上訪案子，朝廷一般並不會做出判定，而是發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員進行審理，是官場慣例。

　　但如果真以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們的用心了。為官之道，講究「默會於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於口，只能在細微處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麼打。

　　在這份看似冷漠的文書裡，都察院寫了這麼一段叮囑：「遵照近奉欽依事理……親自虛心鞠審，毋拘成案，果有虧枉，即與辯理。有罪人犯，依律議擬。不得轉委別項官員，以致推調淹滯。亦不得固執己見，羅織成獄。」

　　這段批示，每一個字看著都是標準官腔，不帶任何傾向，可仔細琢磨味道，就能發現深意。

　　「遵照近奉欽依事理」意思是本著最高指示的精神。這是個大帽子，讓讀者知道發話的到底是誰。

　　「毋拘成案」，是讓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決，等於說皇帝對詹寬的判決不滿意，必須反過來；「果有虧枉，即與辯理」，誰最虧枉，自然是上京告狀的苦主羅家；「亦不得固執己見，羅織成獄」，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調子，你要是不按上頭的心思判，那上頭便認為你是固執、羅織。

　　在明眼人眼裡，這態度已表達得足夠明顯，朝廷就差明著說一句我支持羅家。

　　如果受理官員還不明悟的話，再想想，有幾個上訪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頭頭鄭重其事地呈給皇上？那個流程本身就傳遞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態度，都察院「默會」；都察院的文書，應天巡按禦史也「默會」。宋茂熙是個老油條，他覺得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關注，還是別沾手的好。他隨即下文，把這案子又轉到了甯國府，重新審過。

　　這套流程，看起來和上一次沒區別，可背後蘊藏的政治意義，卻截然不同。原來只是一樁地方鄉民訴訟，現在卻儼然成了配合中央宣傳形勢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為第一位，司法什麼的走走過場就好。對此甯國府自然也是深為「默會」。

　　司法問題，政治解決，這場官司的勝負，其實在開審前就定好了。

　　甯國府這次審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幾日判決便出爐了。和詹寬當年所判相比，可謂是一個華麗的急轉身：

　　「斷聽羅顯等照舊修築墳堆，並埋立志石，墳前摽祀，不許在墳左右別行修理。」

　　羅氏祖墳，又一次華麗麗地回到楊幹院內。

　　九排年收受賄賂一案也順便審結，系佛熙所為，各自追贓。至於池州府審出的那個所謂「羅顯賄賂九排年每人五十兩」，純屬栽贓陷害。

　　對於楊幹院裡的羅氏祖墳內沒發現棺槨的問題，甯國府也十分貼心地做出了解釋：「因前墳自曆唐宋至今數百餘年，喪制厚薄，葬埋深淺，委不可知。原遺骸年久，消滅已盡，化為泥土，理亦有之。」

　　好嘛，羅顯還沒解釋呢，他們已經自動腦補了，真是太貼心了。

　　甯國府的判決書送到巡按察院，宋茂熙十分滿意，批示道：「寺因墳而建，墳因寺而廢，以理言之，毀寺而存墳可也，廢墳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對於轉委案件，巡按批個准字就夠了，宋茂熙寫這麼多，是把羅秋隱墳和楊幹院的性質明確下來，使奸邪無從翻案。再說了，這案子是走京訴的，判決結果得往都察院上報，皇上一定會看見，趁這機會多寫幾筆，顯得忠勤用心。

　　於是這一件前後持續八年、興訟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後羅氏的勝利落下帷幕。羅顯百年之後，可以無愧於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這八年以來的艱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羅氏一族的勝利，當然要靠羅顯和族人們的自我奮鬥，同時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哪。

　　對了，還有一個人的下落沒交代。

　　法椿。

　　他徹底失敗了，不是敗給了羅顯，而是敗給了嘉靖皇帝。在甯國府的壓力之下，法椿洋洋灑灑寫了一篇超長的招供，從他的角度交代了整個紛爭的緣由、過程。

　　不過法椿不知使了什麼招，居然逃過了責罰。

　　在甯國府的那份判決裡，羅顯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實的行為，前者杖九十，後者杖八十，但准許罰款抵銷。羅顯的罪名，居然比法椿還重一些。後來羅顯繳納了30石米，才算抵銷了刑罰；法椿有官身，只交了7石。

　　而且，羅氏祖墳保住了，楊幹院也沒受什麼影響。甯國府判決裡有一條：「本寺觀音堂佛殿並地土，仍聽寺僧法椿等照舊營業梵修。」

　　把觀音堂、佛殿退還給楊幹院，是因為羅氏從頭到尾都沒有主張過對楊幹院的所有權；對法椿的罪行懲罰如此之輕，是因為他一直隱在幕後，大部分行動都是通過佛熙等人來進行的。

　　不過，也許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甯國府這次判決面面俱到，唯有一個案子——鄭來保被毆身死案——被遺漏掉了。按說這次判決對羅顯如此偏袒，這麼重要的人命官司怎麼可能不提？再回想起休寧、黟縣兩縣合審時，曾經判定鄭來保屬於病故，也未予以深究。可見無論徽州府還是甯國府，在這個案子裡都不支持羅顯的主張。

　　所以，有沒有可能，鄭來保真的是意外病故，卻被羅顯拿來給楊幹院潑污水，而徽州、甯國兩府沒有被羅顯蒙蔽，認為這件人命官司不存在，法椿才沒有被重判？

　　更不要說羅顯被先後判了數次「奏事不實」，說不定都和鄭來保案有關。

　　對於整個楊幹院事件，我們得保持一個清醒的認知：所有關於這件案子的資料，都是出自羅顯編撰的《楊幹院歸結始末》，內容不可避免地從羅氏主觀立場來敘事。他們是否文過飾非，是否誇大其詞，無從知道。法椿未必有那麼邪惡到底，而羅顯，也絕非一隻善良的小白兔。

　　歷史的複雜性和迷人之處，也許就在這裡了。

　　無論如何，折騰了一大圈，局勢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點。楊幹院的僧人們，照舊在寺內誦經禮佛；羅氏一族，照舊每年來墳前祭拜。孤墳與古寺終究沒有分開，一如從前。

　　楊幹院的官司結束了，可歷史的進程，還在繼續。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議開禁祭禮。民間祭祖立廟之風大盛，令宗族社會形態進一步鍛成，對後世中國影響深遠。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當地保存文獻的好習慣，羅顯把這場官司的相關文書，纂成了一部《楊幹院歸結始末》，留給子孫後代，希望他們「未必不興感警創以動其孝思，亦期保久遠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皇帝如願以償地為父親追尊廟號，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廟。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將楊幹院的興建時間定于宋寶祐六年，為護羅秋隱墳而起，為這起爭訟畫上最後的句號。

　　羅氏一族繼續在呈坎繁衍，綿延至今；楊幹院也始終坐落在楊幹，不曾遷移。遠山近溪，晨鐘暮鼓，幾百年來，那座孤墳依舊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揚的鐘聲始終相伴。當地至今還流傳著一句俗話：「陰塢口的風，楊幹院的鐘。」兩者皆是興旺不衰的象徵。

　　楊幹院在明末尚存，兩朝領袖錢謙益還曾寫過一首《三月七日發灊口，經楊幹寺，逾石砧嶺，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後來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賦》裡提及，楊幹院敗落於清末，只有建築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裡烘烤球鞋，不慎點著了蚊帳，把這座空寺徹底焚盡，只有一道灌鬥磚牆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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