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大明(19)_馬伯庸

一九

　　這些大的協濟，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錢就不用給了。可還有一些瑣碎的小協濟，雖屬臨時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規，變成一項長期性的稅負。這是大明稅制的一個特點，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輕易更改不得，日積月累，形成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鏈條。

　　這些瑣碎協濟，往往與軍事密切相關。因為軍方的駐屯調動，不依行政劃分而行，經常跨數府數縣。比如兵備道副使馮叔吉這個「應、安、徽、甯、池、太六處兵備」的頭銜，就是依長江而備，跨越六府。若想尋求地方支援糧餉，非得靠徽寧兵備道來協調。

　　因此，兵備道對各地的協濟情況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員的建議，請兵備道出面，清查一下協濟費用，看哪一項有不合理之處，取消便是。

　　兵備道也想儘快從這個泥沼裡脫身。於是在副使馮叔吉的授意下，兵備道清查了一遍賬簿，很快從中挑選出一個科目：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

　　這個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稱是領金華、衢州、嚴州兵備道，它的駐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沒什麼關係。徽州為什麼要給它兵餉？而且這筆銀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裡明明是徽寧兵備道的駐地。

　　明明是徽州協濟金衢道的費用，卻要送去徽甯道的池州，這賬目流向也太亂了吧？

　　仔細一查，原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為了防倭，朝廷設立了應天兵備副使，統一協調包括徽州在內的長江防務。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這個機構被裁撤，卻沒有下家來接盤。徽州府在那段時間，處於沒有駐軍保護的空白期。

　　本來朝廷覺得倭寇氣焰不復往日，徽州地處內陸安全得很，這事不用著急處理。沒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鬧了一次礦上騷亂。一群來自金華的礦工化身流賊，沖入婺源縣大掠一番，徽州六縣為之震動。

　　當時的應天巡撫劉畿手裡無兵可派，遂移文鄰近的金衢道，希望他們就近協防。協防需要兵餉，這筆錢自然得是徽州府出。於是徽州府專門安排了一筆兵餉，每年解送衢州。

　　後來到了隆慶六年，朝廷設立了徽寧兵備道，把徽州防務從金衢道接回來。按說這筆餉銀該隨之轉過來，相應科目名稱也要修改，可徽寧兵備道打起了小算盤，覺得可以從中漁利。

　　首先，徽寧兵備道先從徽州府徵收一筆兵餉銀，于情於理這都是應該的，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然後徽甯兵備道給金衢道移文，說徽州防務我們接手了，兵餉銀以後歸本道所用。金衢道覺得這也合理，辦了移交手續。

　　最關鍵的手法來了：徽寧兵備道並沒告訴徽州府，兵餉發生了轉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協濟金衢道兵餉銀」中間加上「解池州府」四個字，意思是，以後你們交給金衢道的兵餉銀，送到池州來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沒覺察這個小手段，還覺得挺高興。因為解送兵餉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這麼一改「解池州府」，我們還省了一筆運輸費呢。闔府上下，都讚頌兵備老爺體恤民情。

　　經過這麼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兩筆兵餉銀，名義上一筆給金衢道，一筆給徽寧道。其實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這兩筆銀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寧道手裡。

　　說白了，這算重複徵稅。

　　有人也許有疑問，交兩次錢，徽州府難道傻嗎？

　　奧妙就奧妙在這兒了。從徽州府的財務角度來看，這是兩筆不同的支出，一項是給外地駐軍，一項是給本地駐軍。如果不知道「協濟金衢道」的前因後果，根本看不出兩項其實是同一項。

　　要知道，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裡，政策的執行是有慣性的（比如說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慣例，即使周圍情況發生變化，官員仍舊會機械地繼續執行，不會主動求變，甚至畏懼變化。所謂「祖宗成法」，就是這麼來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納「協濟金衢道兵餉銀」，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既然沒人通知取消，那麼就繼續交下去好了，也沒人追究它是怎麼產生的。那筆絲絹稅也是同樣的道理，歙縣不也默默地交了兩百年嗎？

　　大明的正稅不多，雜稅和隱形稅卻無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體制內悄然形成的。積弊一旦生垢，便難以清除，積少成多，演變出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途稅鏈，賦稅比賬面上要沉重數倍。

　　看到這裡，我們大概能明白，六縣為什麼糾結於這些稅目數字了。

　　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熱愛興訟，實在是負擔太重，不堪承受。從這次爭議中能看到，除夏稅秋糧的正稅之外，徽州府還要徵收南京承運庫的人丁絲絹，給地方政府的六項均平銀，給工部、戶部的物料銀，還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協濟……

　　若是再碰上徽寧兵備道這樣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運作出一筆額外的稅收，負擔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員甚至還想借機運作一下，增加一點官府辦公費。

　　更可怕的是，這些數字，只是解到庫的稅額，還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補平、內府鋪墊等，這才是老百姓最終要承擔的稅負。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個部門分別解送稅賦，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會翻一倍。

　　就這樣，地方雜稅和臨時稅不斷增加，附加成本隨之提高，效率直線下降，整個體制逐漸變得臃腫無比，同時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間。大部分稅額，就在這些煩瑣、細碎的流轉環節中，被各級操盤手們吸走。老百姓交的錢越來越多，朝廷收入卻不見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間環節裡被消耗了。

　　長此以往，地方民怨沸騰，政府束手無策，最後的結果，就是調控失靈，天下大亂。

　　張居正搞的一條鞭法，治標不治本，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大明產生「雜稅」的機制，只能略微擴大稅基，把問題的爆發拖延一段時間罷了。

　　大明滅亡的原因，徽州府的這筆小小稅賦，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啟示。咱們書歸正傳。

　　前面說了，「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這筆稅銀，本身並不合理。徽寧兵備道一直很擔心，萬一又碰到一個類似帥嘉謨這種愛較真的人，說不定會再起波瀾。這一次既然有人提議，兵備道索性順水推舟表示，為了徽州府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們吃點虧，從這筆兵餉銀裡抽出530兩來，把最後的虧空補上吧。

　　這筆原本是重複徵收的稅，就這麼巧妙地被洗白了。

　　兵備道高風亮節，解決了最後的問題，諸位官員看到了成功的曙光，連忙又經過一輪討論，做了一點微調，使之更加完備：

　　減免料價銀的庫存有限，不能支撐逐年抽調，直接併入軍需銀。

　　五縣額外負擔的那50兩也算了，省得他們囉唆，直接也併入解池州府兵餉銀。

　　於是，在萬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爐了。

　　人丁絲絹6145兩，仍由歙縣承擔，但他們負擔的均平銀，則減少2530兩。這筆均平銀怎麼補足呢？由徽州府軍需銀抽出1950兩、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抽出580兩，合計2530兩，轉入均平銀賬目沖抵。

　　這個方案，可以說是集妥協、折中之大成，把負擔壓力分散到歙縣、徽州府、兵備道等諸多方面。這樣一來，歙縣少交了2000多兩銀子，心滿意足；五縣一點負擔不用加，也心滿意足；徽州府和兵備道略吃了點虧，但消弭了一場大亂，杜絕隱患，也合算。

　　對朝廷來說，一則上交的稅款並不短少，二則趁機清理冗稅雜役，統一錢糧，對一條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這個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難怪執筆者得意地稱其為「共免兩全法」。

　　這一次，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氣。兵備道趕緊發佈大字榜，通告六縣新的稅制，並得意揚揚地宣佈：「自萬曆七年為始，明載賦役冊，永為定規。」

　　我相信，在張榜公佈的一瞬間，這幾個字轟然化為鬥大的金黃色大字，配著恢宏的音樂，在徽州官場大小官員腦海中旋轉。他們此時一定百感交集，涕淚交加。

　　不容易啊，這一場肇始于隆慶四年的大紛爭，前後持續了將近十年，先後五版解決方案，至萬曆七年終於徹底消弭。中間多少波折，多少折騰，總算熬過去了。

　　塵埃落定，生活還得繼續。

　　讓歙縣人感到高興的是，曠日持久的絲絹紛爭，把各種細節、征派原理都討論得很透徹，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腳，反而會主動找別的稅目設法再減免一點。這時又趕上了朝廷推行一條鞭法，所以歙縣所承擔的人丁絲絹，不必全以實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銀或折色折銀，不必先賣糧食再買絲了，無形中又少了一層負擔。

　　據學者考證，萬曆七年之後，歙縣真正實交的人丁絲絹稅，其實只有額定的七成。

　　這一切，都是拜那個學霸帥嘉謨所賜。

　　而帥嘉謨後來到底怎麼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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