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大明(4)_馬伯庸

四

　　這個「補欠夏稅」年代太過久遠，看起來和「人丁絲絹」全無關係。帥嘉謨憑著天才般的直覺，覺得這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聯繫，於是拿起筆來，粗粗算了一下。

　　歙縣補的9700石夏麥，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換算標準，每石折銀3錢，9700石糧食折算成銀子，是2910兩。而每年「人丁絲絹」補交的生絹折成銀子，每匹7錢，所以8780匹折銀6146兩。嗯，兩個數字似乎沒什麼關聯。

　　【注釋】折率：明初所定的賦稅，本是建立在實物財政的原則之上，政府根據需要的物品來確定徵收的物品種類，百姓根據各地土產的特點繳納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產與政府的需要總有不一致的時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來代替。或者，在政府實物儲備充足的情況下，改征當時具有一般等價物職能的物品作為財政儲備，這時就需要有一定的換算比例，即折率。明中葉賦稅改革，逐漸以白銀作為衡量標準，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銀率了，這一比率主要是由稅物要送往的倉庫與用途等因素決定。如據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間，徽州府夏麥徵收，征入當地永豐倉每石征銀4.5錢，送往京庫（北京）每石征銀2.5錢，運往南京光祿寺每石征銀6錢。

　　帥嘉謨到底是個學霸，腦子轉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縣彼此相鄰，一個縣夏麥歉收，其他五個縣不可能倖免。他再一追查，發現在同一時間，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一共是10，780石，可折銀3234兩。

　　2910+3234=6144.

　　這個數字，和「人丁絲絹」只差2兩。

　　帥嘉謨很快得出了結論：在國初，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20，480石，以「夏稅生絲」為名義補之，折8780匹生絹。按說這筆錢是由六縣共同承擔的，不知為何，卻變成了歙縣單獨繳納。

　　更可怕的是：徽州並不養蠶，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成銀子，拿銀子去買生絲，再繳給官府。周轉兩次，負擔更重。

　　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開始算起，到隆慶三年，這筆冤枉稅足足交了兩百多年！

　　歙縣簡直倒霉透了。

　　帥嘉謨做事很謹慎，他沒有急著去驚動官府，而是在歙縣摸了一圈底。結果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早發覺有問題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兩個歙縣人——程鵬、王相發現這個「人丁絲絹」有問題。

　　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而是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而且還不止一次！

　　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這兩個官職的管轄範圍可不只有應天府一個地方，而是涵蓋了除鳳陽、廬州、淮安、揚州四府之外的整個南直隸地區，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轄制。

　　在具體的分工上，應天巡撫協調各府州縣，以賦役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監察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軍事。勉強用現在做對比的話，一個是省長兼軍區司令，一個是省高級法院院長兼紀委，找他們兩位，算是拜對了衙門。

　　市里不管，難道省裡還不管嗎？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巡按宋茂熙，兩位很快給了批復，要求徽州府徹查。可是他們很快便升遷轉走，沒人再去追問。接任的巡撫歐陽鐸、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樣的呈文，也給了批復，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結果負責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縣出身，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在來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鵬先後莫名去世，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查到這裡，帥嘉謨推開賬冊，做了一個決定：他要第三次呈文，為歙縣討一個公平！

　　到底是正義感和鄉土情結使然，還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測他的動機。

　　無論如何，他決定冒著觸動利益集團的巨大風險，開始採取行動。

　　隆慶四年（1570年）的年初，帥嘉謨撰寫了一份呈文，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然後提交給了當時的應天府巡按禦史劉世會。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玩了一個心眼，在講述緣由時加了這麼一句話：「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額六縣均輸，府志可證。」

　　大概意思是，我說的這個問題，在《徽州府志》裡也提到了，這是鐵證。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編撰的地方誌，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裡其實只是含糊地記載了徽州府或歙縣繳納「人丁絲絹」多少多少，根本沒有明確說過「原額六縣均輸」的話，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的夏麥聯繫到一起。

　　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後來卻成了聚訟的一個關鍵焦點，這個後頭再說。

　　除了偷改了原文，帥嘉謨還發動了情感攻勢。他動情地說：

　　「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20，190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8501匹；應天（等）十三府，只要繳2905匹。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8780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還能勉強忍受，可現在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注釋】細查帥嘉謨所引用之《大明會典》可知，浙江、湖廣的各布政司、府、州運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夏稅絲絹數分別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計8501匹。應天等十三府為：應天府、常州府、鎮江府、太平府、廬州府、安慶府、甯國府、蘇州府、淮安府、松江府、鳳陽府、揚州府與池州府。上述各處所繳為絲綿折絹或農桑絲折絹，唯有徽州府繳納的稅項有些不同，乃是人丁絲折絹，有8779匹，與帥嘉謨所說的8780匹稍有出入。

　　這是帥嘉謨玩的一個統計學小花招。因為大明稅制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當時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只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會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庫等。從萬曆年間的稅收記錄來看，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130，000匹，湖廣的總額27，000匹，都遠超歙縣。

　　帥嘉謨是這麼個邏輯：不談總數，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做比較，主要為了顯得歙縣格外悲慘。

　　這個手段的絕妙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全經得起查證，只是在統計方式上稍做手腳，立刻顯出卓然效果——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不假，但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變得簡直慘絕人寰，讀之觸目驚心。

　　【注釋】大明稅制：帥嘉謨引用《大明會典》所載各司、府送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絲絹稅額，來哭訴歙縣獨自承擔的徽州府絲絹稅額比浙江、湖廣兩司的總額還多，實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計算，隱含著一個前提，即認定南京承運庫記載的稅額，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納絲絹稅額的全部。但實際上，這樣的假設完全站不住腳。因著兩京制度，明代的承運庫有南、北之分，帥嘉謨引用數據並未將北京承運庫算入。並且，地方上交中央的絲絹稅並非都送往承運庫，部分折銀可能送至太倉銀庫，部分絲絹可能送至丙字庫。所以，南京承運庫所收納的，僅是絲絹稅額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頁圖表所示，若給《萬曆會計錄》所記載的嘉靖、萬曆時期各布政司、府、縣的絲絹稅的總額做個排名，可以發現，徽州府的絲絹稅在全國諸府中名列第九，歙縣則在諸縣中名列第六，都比較靠前，卻也與名列第一的嚴州府、淳安縣有相當大的差距，更不能與浙江、湖廣二司共計167，544匹的總額相比。

　　這真是只有學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準備了第三張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話是這麼寫的：「天下之道，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款，懇乞均平。」

　　【注釋】天下之道，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款，懇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見不均不平之事，必須發聲抗議，維護公道！歙縣獨自承擔如此沉重的賦稅重擔這麼多年，百姓已貧困至極，無以為生了。幸蒙上天眷顧，遇見您這樣仁慈、賢明的禦史大老爺，小的有幸向您詳細陳明狀況，懇乞大老爺均平賦役，救歙縣百姓于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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