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馬伯庸 > 三國配角演義 | 上頁 下頁
七五


  史書上把這兩件事分開記錄,我們單獨審視它們的時候,會覺得這兩個計劃破綻百出。可如果「孫策襲許」和「董承誅曹」本來就是一個計劃的兩個層面,一內一外彼此配合,一切疑問便迎刃而解了。

  這個計劃破壞力極其巨大,同時也需要極精密的籌劃。許都和江東要配合密切,兩者行動時間必須同時。如果孫策晚來,董承很可能會招致曹操勢力的瘋狂報復,無法送出漢帝;如果董承發動誅曹時機過晚,孫策便只能頓兵許都城下。

  就像郭嘉在江東找了一位代理人一樣,為了完成這個計劃,董承和孫策也需要一位中間的聯絡人。可是董承等人在江東毫無根基,孫策在北方也面臨同樣的窘境。兩者都能夠接受的連絡人,只有長水校尉種輯的夫人——秦羅敷。

  於是焦點又落回到廬江。

  仔細想想,意圖刺殺孫策的焦仲卿,和意圖聯絡孫策北上勤王的秦羅敷,這兩個人居然還是鄰居,真是多麼巧妙的巧合。

  可是,在陰謀論的世界裡,沒有巧合。究竟焦仲卿和秦羅敷之間,到底有無聯繫呢?解開關鍵的鑰匙,在於《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裡的矛盾。

  《陌上桑》裡,羅敷明確指出「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而《孔雀》裡,焦母卻還在說「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

  焦母是普通老百姓,她熟悉的只是家長里短。她想為兒子求親,說明至少秦羅敷的公開身份是單身。而秦羅敷已經婚配的消息,事實上只對一個人說過,那個人就是《陌上桑》裡的男主角「使君」。

  「使君」一詞在漢末是對政府官員的尊稱。秦羅敷在皖城採桑,那麼整個皖城最有資格被稱為使君的,只有現任太守李術。

  但《陌上桑》裡,對李術與秦羅敷初次的接觸,是這樣描述的:「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可見李術並非是親自去與秦羅敷調情,而是遣了一個小吏去探詢。

  調情這種事,一向都以隱秘為要。李術不親力親為,反而要派個外人前往探詢,這怎麼聽都不合理。

  除非他們不是在調情,而是在交換什麼秘密信息。所以李術才會「五馬立踟躕」,不讓過多隨從參與,只派遣了一個信得過的小吏前往。

  不要忘記了秦羅敷的身份,她肩負著為許都聯絡孫策的使命。可她畢竟是個女性,許多事情不方便做。而李術是孫策的大將,搭上李術,就等於建立起與孫策的穩妥渠道。

  而這個「吏」,很有可能就是《孔雀東南飛》裡反復強調的「府吏」焦仲卿。他作為太守府的辦事員,代表李術前往接洽,再正常不過。而且焦仲卿與秦羅敷是鄰居,很可能之前已經接觸過,這才安排李術與秦羅敷做一次戲劇性的會面。

  於是,《陌上桑》裡秦羅敷對「小吏」焦仲卿的那一段誇耀,就意味深長了。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當「使君」向秦羅敷說出接頭暗號「寧可共載不」之後,秦羅敷是怎麼傳遞情報的:「東方千余騎,夫婿居上頭。」這是暗示許都那邊即將有事發生,有人派我聯繫你,這個人是長水校尉。

  「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這四句是暗示除了長水校尉以外,還有許多朝廷高層參與。「鹿盧劍」代表決斷、「可直千萬余」代表著珍貴,意即皇帝。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這四句通過描述升遷履歷,來強調每一個衣帶詔陰謀的參與者都是一步步升遷而來的漢室忠臣,他們無不感念漢室拔擢之恩。

  「為人潔白晰,鬑鬑頗有須。」這兩句是描述種輯的外貌,因為許都必然會派人來與廬江聯絡,便於互相辨認。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這四句是詳細交代董承誅殺曹操的計劃。計劃將在曹操日常辦公的司空府內發動,趁曹操「冉冉府中趨」,跟隨的衛士比較少的時候驟然發難。然後,秦羅敷還為焦仲卿壯膽,說參與政變者多達數千人。

  通過《陌上桑》的交談,秦羅敷通過焦仲卿,與李術初步接上了頭。從孫策後來的舉動來看,這根線確實地搭上了,形成了董承-種輯-秦羅敷-焦仲卿-李術-孫策這麼一條複雜的情報鏈條。

  秦羅敷失算的是,她少算了焦仲卿對孫策的仇恨。

  焦仲卿既然為廬江故吏,對孫策的仇恨是相當深重的。而秦羅敷則是為了確保孫策成功襲許,兩人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馳。

  而在兩人接頭時,焦仲卿卻完全看不出任何異常,他奔走于李術和秦羅敷之間,勤勞地傳遞著信息,似乎全然忘記了故主陸康的遭遇。

  唯一的解釋,焦仲卿是在隱忍,是在偽裝。他意識到,與秦羅敷搭上線,會更好地完成郭嘉交給他的任務。他扮演了一個雙面間諜,一方面在秦羅敷的協助下傳遞情報,為董承、孫策籌謀計劃,一方面把計劃原原本本通知給郭嘉。

  有了如此情報不對稱的優勢,郭嘉便可以輕易破壞董承的衣帶詔政變,然後精確定位孫策,實施暗殺,完全讓對手沒有任何反擊餘地——這都要歸功於焦仲卿的存在。

  董承在內,肘腋之變最為危險,因此郭嘉或者曹操率先出手,在正月誅殺董承。至於遠在江東的孫策,一直要到四月,才落入許貢門客的弓箭射程之內。

  這一前一後的時差,讓史書和後世治史者產生了錯覺,認為兩者是彼此孤立的事件。我們只有將兩者聯繫起來看,才能覺察到其中的矛盾,進而推斷出隱藏在幕後的神秘推手焦仲卿。

  至此,這個陰謀的藍圖已經被勾勒得很完美了。可我重新審視整個推論的因果鏈時,卻猛然發現,這一串推理看似合理,可始終缺少一個關鍵環節。這個環節的缺失,讓整個推論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整個事件中,無論是焦仲卿、孫策、種輯還是郭嘉,他們都擁有鮮明的動機、明確的立場和清晰的身份,可是還有一位關鍵人物,卻顯得面目模糊。

  這個關鍵人物就是秦羅敷。我們既不知道她在廬江的來歷,也不知道她幫助種輯、聯絡孫策的動機何在,她曾經宣稱種輯是她的夫君,這多半也只是托詞。她就像是橫空出世一般,在歷史夾縫裡驚鴻一現,然後徹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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