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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第十七章 七八 現在是北京時間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點,西班牙馬德裡時間下午三時。我有兩個時間。我必須有兩個時間,因為我被切成兩半:一半在馬德裡,一半在中國。我已經六十二歲,在中國是退休的年紀,但我忙得很,現在。崛起的中國給了我創業的機會,我四十九歲開第一家公司,如今有三家,上百號員工,一堆事,幾乎每個月要回國一兩次,因為時差原因,經常白天黑夜連軸幹。開始我擔心身子會累垮,但十幾年下來我身體越來越好,甚至稱得上強壯。都說人是血肉之軀,在健康面前沒有誰是銅牆鐵壁,可我仿佛是個金剛之身,經常累得站著就睡著了,而疾病從沒有在我身上醒過,十幾年傷風感冒都沒來招呼過我。我覺得自己有兩個心臟,像我經常搭乘的民航客機,有兩部引擎。 報紙上說,民航飛機是最安全的,因為所有核心機部都有雙份,有預備。當然遇到恐怖分子預備再多也沒用,只有預備死。恐怖分子是當今人類的腫瘤——這也是報紙上說的。我每天看報,回國看《參考消息》,在國外看西班牙《國家報》和中文版《僑新報》《歐洲時報》,四張報紙一年四季陪著我,影子一樣,獎牌一樣——我曾對妻子說過,它們是我年輕時與孤獨交戰的戰利品。現在我不孤獨,公司家庭,妻子兒孫,七姑八姨,員工老鄉,都要我的時間,我忙得沒時間孤獨,孤獨像風化的乾屍,我不認識了,想不起了,唯一留下這戰利品:看報紙,傷疤一樣,褪不掉。托祖國的福,我生意越做越大了,去年我還去人民大會堂開過僑胞聯誼會,中央四台報道過,我妻子在家裡看見,激動地抱著孫子哭起來,把小傢伙嚇壞了。 做人如做夢,倒退幾十年,我拿兩個腦袋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今天。父親是怕爺爺作的孽把我作死——不死也活不好,才鋌而走險,送我一條逃生之路。儘管這條路寒風凜冽,但事實證明,父親的選擇是明智的,那個鄉村已經容不下我們,與其留下來受罰不如逃走。我逃了,其實大哥和二哥也逃了,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來後第一站落腳在巴塞羅那,是西班牙海邊的一個城市,很大很美,像中國的上海。城市有多大多美,我就有多小多醜,小得連名字都沒有,大白天不敢上街,聽到警笛就發抖。偷渡客都這樣,像陰溝裡的老鼠,只能苟且活著,能找到一條陰溝賣命就是最好的活路。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華人開的鞋廠找到活路,一天上兩個班,只做一道工,給皮鞋釘繩扣。一年學徒期不算,整整五年,經我手的皮鞋少說數以萬計,可我沒見過一分錢。我的錢都讓龍頭收走了。現在叫蛇頭,那時叫龍頭,龍頭老大,本事很大的意思,帶我們漂洋過海闖天下的。但不可能免費,要收錢,收的錢叫出頭費。多年後,父親告訴我,他當初給接手的人付過出頭費的,是一隻金手鐲,從上校屋裡拿的,算偷吧。可龍頭說,交手的人一個屁都沒給他,只給他我一條命。就是說東西沒到他手,我只有用工錢抵。手鐲去了哪裡?不知道,過去那麼多年,當初接手的人作了古,說不清楚。 這是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國,二十二年前的事,也不必要去說了。 報紙上說,人要學會放下,放下是一種饒人的善良,也是饒過自己的智慧。我這一生許多事都放下了,但有些事又怎麼放得下?我在鞋廠給皮鞋釘了六年扣子,深知一個道理,扣子不是鞋帶,可以脫下,扣子釘上去後就跟鞋子長在一起,脫不下的,脫下皮子就壞了。有些事長進血肉裡,只有死才能放下。一九九一年,我還沒做生意,掙錢難,為了攢足一張機票錢,我得熬五六年時間,像養大一個孩子一樣難。我說過,那時回國是傷筋動骨,但只要傷得起,不是粉身碎骨,我是不會放棄的。我已經等了二十二年,每天我用回憶抵抗漫無邊際的思念,用當牛作馬的辛勞編織回來的夢。 一切都是為了回來! 像一個人不能把自己拎起來一樣,我放不下回來的念想。一定意義上說,我活著就是為了回來。 謝天謝地,我總算等到了這一天:用二十二年等的一天!記得那天從售票台接過機票的一刻起,我的心就開始怦怦跳,像接到手的是一張生死命狀,激動,緊張,害怕,興奮,太多的情緒,太亂的心思,一路上我都天昏地黑的。等踏進家門,我一下咚地跪在地上,像這套紙票(我訂的是中轉往返票,便宜)有千斤重量,我負重竭盡全力挺一路,到家再也挺不住,累垮了。現在想起這些,我依然感到膝蓋發脹,眼前浮現出妻子用手輕輕抹去我臉上淚水的情景,仿佛發生在昨天。 人活一世,總要經歷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氣,隨風飄散,不留痕跡;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時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則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我覺得自己經歷的一些事,像烙鐵烙穿肉、傷到筋的疤,不但消不失,還會在陰雨天隱隱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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