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信(69)_麥家

六九

　　▼辛　眾聲

　　陳述。

　　我不想談奶奶後事，正如阿多諾（德國思想家）所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我深感，談論奶奶的後事，她如何安享晚年，誰對她怎麼好，誰在她葬禮上如何傷心、怎麼哭天抹淚等等，都是對奶奶的不敬；若談論奶奶的前事，她怎麼從家裡出走、怎麼淪落街頭乞討為生，更是愚蠢，無聊透頂。我要說——對自己——閉嘴吧！

　　摘錄。

　　對於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哲學家，

　　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

　　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年出版，賀紹甲譯。

　　日誌。

　　你該如何看待和父親的決裂，這是背叛嗎？你錯了嗎？你該認錯嗎？你該如何認錯？後悔還是懺悔？苦修還是靈修？等等這些，你該不該與人談論？我不想談論——對任何人，包括自己。你們都知道，這是個靈魂深洞，也是傷洞，無底洞，請給我一點尊嚴別進行靈魂拷問好嗎？儘管拷問也許能一定程度接近彼岸（答案），但無論如何我是痛的，難堪的，不安的。談論它就是往傷洞撒鹽，痛是直接的，感性的。我想，人們是否遠遠高估了理性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理性把我們和生活（感性）分離開，帶給我們強烈的虛構感，以至於現實的感受變得無關緊要。我想起瓦爾特·本雅明曾說過，一首偉大的詩可以忍受五百年不被閱讀和理解。我和父親的問題也許是首痛苦的詩，請容我暫且將它封存（不被閱讀和理解）好嗎？

　　陳述。

　　母親于六十七歲被肝病奪走了並不高的壽命。她的肝病幾乎是在一夜間爆發的，但病歷少說有半個世紀，用大姑和大姑夫的話說，父親就是她的病灶——我不想以自己口吻說，是為了避嫌，也是為了切實表明，這是一種客觀真實：嫁給父親後，母親的肝病就上身了。我幼時對母親最深的記憶，就是她咬著牙、噙著淚在拆父親的毛線衣：一件肉色的、箍著兩條藍色腰線的毛線衣，是母親送給父親的定情物，母親一次次將它拆了又織，織了又拆。年少的我並不知母親為何要這樣，以為這是毛衣的一種拆洗方式，像洗衣服一樣，長大後才知道，這是母親對父親表達恨和絕望的方式，像奶奶給父親上家法、上吊一樣。奶奶通過懲罰父親來洩憤，來教訓父親，母親是自罰，拆了又織，織了又拆，像終生被巨石苦役的西西弗。毛衣拆了可重織，肝臟壞了可重織不了，從一絲絲壞，到一條裂縫，到兩條、三條……到全線崩塌，這是一個必然過程。我不知道中途出過多少次險，只知道有一天母親突然深度昏迷，三天后撒手人寰。我緊趕來送終，總算聽到她說最後一句話：「把我和你們爹葬一起……」小妹說，這是她昏迷後唯一念叨的一句話，沒有多一句，反復來回說，已經說了一千遍、一萬遍。我又一遍遍聽著，不可阻擋地想見母親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一針針織著父親的毛衣。毛衣又會拆，母親又會織，一遍遍，又一遍遍，這是一個神話嗎？

　　摘錄。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自傳選用了這樣的標題——《勘誤表》。我的生活存在一系列錯誤，至少是缺憾。

　　學者、記者，

　　喬治·斯坦納、洛爾·阿德勒《談話錄》。

　　廣西師大二〇二〇年出版，秦三澍、王子童譯。

　　日誌。

　　寫日記的人是什麼人？

　　陳述。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蔣琴聲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的信，她在五年前出去了，然後給我寄過一張明信片，算是告知聯繫方式。我們從未有過聯繫，這是五年來第一封信。她信上說，這裡真冷，今天最低溫零下三十四度，這種天氣除了待在家裡能幹嗎？我把國內買來的所有DVD、少量圖書都看了，很意外在《花城》雜誌上看到你一篇小說，寫到我，你說我驕傲得像一隻公雞，走路總是頭朝天，頭上總是抖擻著「雞冠」——一個櫻桃紅的蝴蝶結。我的天呐，我哭了！你知道，這是我多麼熟悉又美好的記憶，但現在我再也體會不了。說實話，我在這裡不差，該有的都有，就是沒有驕傲的感覺，沒有抬頭看我的目光，沒有像你一樣以保護我為榮的朋友。我想念在雙家村的日子，每天都貧窮而驕傲，每天都忙碌而天真。我愛雙家村——世上最愛的一個地名！但雙家村以過度愛我、寵愛而讓我丟失了一種美德：不能過平常人的日子，我現在正在為此苦惱。當然，信裡還說了些其他的，有些是她私密，有些過於瑣細，不說也罷。

　　日誌。

　　……

　　陳述。

　　一九九五年，秋天的一天，深夜三點多鐘，小妹給我打來電話，要我給她搞把槍。我問怎麼了，她第一次用仇恨的口氣對我罵她一直引以為豪的丈夫：「他是個大混蛋！我要把他殺了！」當然我搞不到槍，搞得到也不會給，我只能用空洞浮誇的雞湯語言撫慰她那顆被失去丈夫的恐懼和另一個女人羞辱刺傷的心。那時我已出版兩本書，並被有關部門調去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主觀和客觀均賦予我一個頭銜：作家。寫作說到底是寫人，所以我必須要認識人，研究人，研究時代。那天晚上，我從小妹的痛哭和謾駡中聽到了這個時代的腳步聲和心跳聲，我們開始瘋狂追逐金子的熾熱和身子的柔軟，像我曾經追逐洗心革面一樣。這是一場新的革命，註定要有人付出代價，小妹，你就認了吧，恕我直言，像你這樣的婦人——也是富人——今後可能只能過一種日子：窮得只剩下錢，連一顆丈夫的忠心也剩不下。我要偏激地說，這世界，男人最壞，越成功越壞；這時代，成功的男人都欠女人一個忠心。

　　日誌。

　　如實說，這次寫作對你也許是一次冒險。你一直信奉，任何表達，包括任何形式的寫作都是一種不說的藝術——雖然準確說是如何說和如何不說的藝術，但事實上我們都會說，而不大會不說。你每天寫不了幾百字，寫完後還要修改好幾遍、十幾遍，都是為了向「不說」致敬，但這一次是不是說的太多了，連把底細都端了？

　　摘錄。

　　傷口釋出自己的光

　　外科醫生說。

　　如果屋裡的燈全都熄滅

　　你能用傷口放出的光

　　把它穿戴起來。

　　詩人，

　　安妮·卡森《丈夫之美》。

　　譯林二〇二一年出版，黃茜譯。

　　日誌。

　　今日晨讀，看到博爾赫斯一個對話，對象是巴恩斯通，時間是一九八〇年，地點是芝加哥大學。博爾赫斯說，對一個詩人而言，萬事萬物向他呈獻都是為了轉化為詩歌——記得馬拉美說過相似的話：世間的一切都是為了通往一本書——所以，不幸並非真正不幸，只是賦予詩人的一件工作，正如一把刀是一把工具一樣，一切經驗——當然包含不幸——都應被轉變為詩歌。那麼，假如我們的確是詩人的話，我們將認為生命的每時每刻都是美麗的，都是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永遠不是詩人。確鑿如此，雖然我愛詩，每天都在讀它，但我沒有一個詩人的世界觀。我很悲觀，像一隻烏鴉？加拿大詩人安妮·卡森說，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詩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飛速穿堂而過的人。那麼小說呢？這是一部小說，悄悄地說，獻給我妻子。

　　2023年8月16日，完稿于余杭徑山
　　2024年2月06日，定稿於西溪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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