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劉震雲　>　溫故一九四二　|　上頁　下頁
二

　　我姥娘將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已經忘得一乾二淨。我說：「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

　　姥娘：「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歲。與這個世紀同命運。這位普通的中國鄉村婦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後是人民公社社員。在她身上，已經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國歷史。沒有千千萬萬這些普通的肮髒的中國百姓，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反革命歷史都是白扯。他們是最終的災難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歷史歷來與他們無緣，歷史只漫步在富麗堂皇的大廳。所以俺姥娘忘記歷史一點沒有慚愧的臉色。不過這次旱災餓死的是我們身邊的父老鄉親，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記還是稍稍有些不對。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這牽涉到另一場中國災難——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溫和，雖不識字，卻深明大義。我總覺中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仍給人以信心，是因為有這些性情溫和、深明大義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懷叵測、並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著一位鄉村醫生，現在姥娘身體很好，記憶力健全，我母親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時候的一舉一動，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記憶裡。我相信她對一九四二年的忘卻，並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是發生得太頻繁了。指責九十二年許許多多的執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這個理應慚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孫，決沒有發生饑餓。當我們被這樣的人統治著時，我們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後怕嗎？但姥娘平淡無奇的語調，也使我的激動和憤怒平淡起來，露出自嘲的微笑。歷史從來是大而化之的。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誰是執掌篩選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後我提起了蝗蟲。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後，發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蟲。這一特定的標誌，勾起了姥娘並沒忘卻的蝗蟲與死人的聯繫。她馬上說：「這我知道了。原來是飛螞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螞蚱把地裡的莊稼都吃光了。牛進寶他姑姑，在大油坊設香壇，我還到那裡燒過香！」

　　我說：「螞蚱前頭，是不是大旱？」

　　她點著頭：「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還出不了螞蚱。」

　　我問：「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有個幾十口吧。」

　　這就對了。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也就三百萬了。我問：「沒死的呢？」

　　姥娘：「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現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經不在了。二姥娘死時我依稀記得，一個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時我已二十多歲，記得是一顆蒼白的頭，眼瞎了，像狗一樣蜷縮在灶房的草鋪上。他的兒子我該叫花爪舅舅的，在村裡當過二十四年支書，從一九四八年當到一九七二年，竟沒有置下一座像樣的房子，被村裡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問：「姥娘，你呢？」

　　姥娘：「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

　　我：「那年旱得厲害嗎？」

　　姥娘比著：「怎麼不厲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

　　這就是了。核對過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當過支書，大事清楚，我一問到一九四二年，他馬上說：「四二年大旱！」

　　我：「旱成甚樣？」

　　他吸著我的「阿詩瑪」煙說：「一入春就沒下過雨，麥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塊顆粒無收；秧苗下種後，成活不多，活的也長尺把高，結不成籽。」

　　我：「餓死人了嗎？」

　　他點頭：「餓死幾十口。」

　　我：「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怎麼就讓餓死了？」

　　他瞪著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軍糧了？不交稅賦了？賣了田地不夠納糧，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

　　我明白了。我問：「你當時有多大？」

　　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歲吧。」

　　我：「當時你幹什麼去了？」

　　他：「怕餓死，隨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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