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03)_梁曉聲

一〇三

　　我回到深圳，見到了他們，的確都是孩子，一逼問才知道，只有鄉一中那男孩快滿十八歲了，另外四個孩子十六七歲不等。

　　我生氣了，訓他們：「你們還沒成年，我絕對不替你們找工作，休想！」他們都眼淚汪汪的。

　　娟將我扯開去，小聲說：「你那話太容易使他們誤解，像是你有能力替他們找工作卻偏不幫他們似的。」

　　我說：「我哪兒有一次替五個人找到工作的能力？氣糊塗了。」我看著他們也沒招兒，只得將張家貴請來，請他幫我出主意。

　　張大哥連連歎氣說：「唉，唉，你婉之怎麼就是『成功人物』了呢！咱們神仙頂那些人的嘴呀，真不知怎麼傳的，把孩子們都給忽悠了！」

　　他認為絕對不可久留，萬一哪個孩子出了點兒差錯，多大責任啊！也絕對不可以替他們找工作，雇用未成年人是違法的。包括那個快滿十八歲的，全都得送回去。那男孩高三還沒畢業，快拿到高中文憑卻沒拿到，以後肯定有後悔的時候。他說也不能立刻替他們買票將他們打發走，那樣他們會不高興。他們一不高興，誰知道會怎麼說我和他兩位「成功人物」呢？他們在大人眼中是孩子，大人相信孩子不至於說瞎話。那結果可不就是——不論他們將我倆說得多麼不好，反正我倆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張大哥認為妥善的辦法只有一個——讓孩子們在深圳住幾天，陪他們到處玩玩，逛逛，保證他們吃好，喝好，住好；之後由他從公司派人將孩子們送回去。

　　我覺得張大哥考慮得周到，完全同意。

　　娟又說：「也別讓他們住得太舒服，和花錢多少沒關係。主要怕那樣的話，你明明不是成功人物，感覺也有點兒像成功人物了。」

　　張大哥說：「對，對。」

　　於是他從公司調來一輛麵包，由我將五個孩子送往我和娟住過的旅館，為他們開了兩個房間。

　　我回到藥店時，娟剛將吊鋪歸整好。前幾天五個孩子全擠吊鋪上睡，她和她弟睡藥架子之間的地上。

　　她說吊鋪上一股臭腳丫子味兒，邊說邊噴花露水。

　　我沒帶多少錢，與翔通了次話，讓他將娟寄給我的五千元再寄給我。他沒那麼做，怕我辦事欠考慮，親自帶著錢也回來了。

　　以後的幾天，藥店終於恢復平靜，娟和他弟又可以睡吊鋪了，而我和翔則充當五個神仙頂孩子的導遊。

　　幾天後，翔陪孩子們回神仙頂去了。他說孩子們是沖著我才到深圳的，由張大哥的公司出人陪送不合適；而由我陪送回去，他又怕我太辛苦。

　　翔和孩子們走後，我白天負責藥店，晚上與娟睡在照相館。分開既久，互相間有聊不完的話。

　　娟告訴我，徐主任出事了，不再是電大副校長了——由於受賄被人揭發，受了降級處分，沒臉再上班，提前退休了。

　　我說：「我來之前高翔還與他通過話，高翔好像不知道。」

　　娟說：「那你別告訴他，就當你也不知道吧。」

　　我問：「問題嚴重嗎？」

　　娟說：「估計不太嚴重，嚴重還不關進去了？」

　　我又問：「那我這次要不要見他一面呢？我與高翔成了夫妻，也得感謝他。」

　　娟說：「隨你。我和張大哥倒是常與他聚，我倆都裝不知道，而他每次挺高興的。」

　　我說：「那我也還是見他一次好，應該代表高翔給他份喜糖。」

　　娟說：「我安排。再讓你知道一件事——鄭宜然有對象了，身材不如我好，但容貌比我好。他倆有天出現在咱們超市里，卻只買了一瓶礦泉水，我想他是成心氣氣我。」

　　我問：「你生氣了？」

　　她說：「那生啥氣？是我覺得我倆不合適，人家又沒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當時櫻桃剛下來，我代表你送了他兩箱櫻桃。」

　　由我做東，李娟和張大哥作陪，請徐主任在郊區的漁家樂吃了一頓海鮮。還是張大哥想得周到，怕在市內請徐主任有顧慮。一到郊區，徐主任的情緒果然大為開朗。在音樂包廂唱歌時，簡直可以說是興致勃勃。雖然他曾是副校長，我仍按習慣叫他徐主任，他的反應依然愉快，如同自己一直是主任。沖這一點，我覺得他這人畢竟還是可交的。

　　張大哥開車將徐主任送到家，接著送我和娟，路上他說：「聽人講，他是中了官場上的局。」

　　我不懂，問什麼是「局」？

　　娟說：「就是幾個人串通一氣，為誰下套，或者挖一個坑。」

　　我又問：「那對串通一氣的人有什麼好處？」

　　娟說：「官場上的位置是有限的，你下來，我上去唄。」

　　我還是不懂，繼續問：「不是幾個人串通一氣嗎？整下來一個，也只能上去一個呀，另外幾個圖什麼呢？」

　　娟說：「倒也是。你這問題太深，我回答不了啦。大哥，你講給她聽。」

　　張大哥說：「不明白就不明白，沒必要非明白。官場有官場的規矩，民間有民間的法度。成了朋友是緣分，不輕易失去一個朋友，這是咱民間的法度。民間人按民間法度待人處世，也是講原則。」

　　那天晚上，我對娟說：「娟，以後咱倆見面的機會肯定少了，凡事你要三思而行，好自為之，千萬提防別落入別人設下的『局』裡去！」

　　娟頓時落淚了，戚然地說：「你啥意思嘛，當面告訴我，我將失去你了？」

　　我也憂傷起來，握住她一隻手，強笑著說：「你想哪兒去了？我現在不是成了上海人的妻子和兒媳婦了嘛。雖然我已經是深圳人了，卻畢竟嫁到了上海，以後要在上海工作、生孩子、做母親、相夫教子，總之……但咱倆不是都有手機嘛，往後交通會越來越方便，咱倆也會坐得起飛機了，誰想誰，半天後不就見面了……」

　　我沒忍住哭了，娟反過來勸我，說我倆還是經濟合夥人的關係呢，一條繩拴倆螞蚱，無非就是繩長繩短的改變……

　　我回到上海時，翔已先於我到家了。

　　他說送孩子們的幸虧是他不是我——他一回去就被我二姐纏住了，魔怔似的只說自己和張家貴那事兒，埋怨我不重視她的託付，一直不給她回復……

　　他諄諄教誨我說：「這事兒你可一定要處理好，否則你二姐會大為不滿。」

　　我問：「她明明是剃頭挑子一頭熱，人家張大哥根本沒那種想法，她卻非指望我能促成，叫我咋辦？」

　　他懟了我一句：「是你二姐不是我二姐，別問我。」

　　我看出那次貴州之行使他一肚子不高興，內疚地說：「對不起，因為我，給你添麻煩了……」

　　他愣了愣，抱住我，歎道：「『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句話，對我也是真理。既然做夫妻了，我也不能成為一個反真理主義者。」

　　我笑著懟了他一句：「誰叫你只以為我是名門之後，市長的女兒來著？」

　　他苦笑道：「你當時也沒詳細說明你的社會關係有多複雜呀。」

　　晚上我倆躺在床上時，他又說：「以前，作為一名熱心於扶貧活動的藝術家，那是一回事。如今眼見生活在山區的某戶貧困農家成了自己的親戚，那就成了另外一回事。你二姐我不是也得叫二姐嗎？我叫她二姐時，心裡覺得怪怪的……」

　　我似乎聽出點兒「我招誰惹誰了」的弦外之音，沒接茬兒。

　　他又說：「娟寄給咱們那五千元，快花完了。」

　　我說：「明天我就開始找工作，不用你幫忙。」說完一翻身，不再理他。

　　他欲摟我，我撥開了他的手。

　　我流下淚來，因為自己的「社會關係的總和」，也因為人是選擇性地編織社會關係的動物。對徐主任的事，翔其實是知道的——張大哥的話，就是『成了朋友是緣分，不輕易失去一個朋友……』那句話，翔也說過，可見他對於自己與徐主任的關係，尚能以民間之法度來對待。但對於自己忽然多出了一個我二姐那樣的「妻姐」，卻難以當成「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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