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53)_梁曉聲

五三

　　她沉下了臉，也不看著我了，穿上拖鞋，端著盆就往外走。

　　我說：「你別那個樣子出去。」

　　她問：「怎麼了？」

　　我說：「你化了妝雖然好看，但也會使老闆夫妻倆想到一個人。」

　　「又是誰？」

　　她站在門口，既不轉身，也不回頭。

　　我說：「還是姚芸。」

　　連我自己都聽出來了，我的話有明顯的審判意味。

　　她將盆放下，緩緩轉過身，表情莊嚴地走到我跟前，俯視著我問：「你認真的？」

　　她的語調也變冷了。

　　我仰著臉，不示弱地迎著她的目光，傲然地反問：「我像是在開玩笑嗎？」

　　她突然扇了我一耳光。

　　我說：「滾。」

　　她愣了片刻，猛轉過身去，胡亂地將屬於她的東西盡數塞入拉杆箱，昂頭拖著往外走。

　　我高叫：「站住！」

　　她又僵立在門口了。

　　我命令地說：「拖鞋是旅館的。」

　　她緩緩從拖鞋中抽出了雙腳。

　　她竟赤足而去，還用手阻擋了一下門，使房門關得幾近無聲。

　　我看著門前那雙拖鞋，頓時淚如泉湧。

　　我失眠了。一合上眼睛，眼前便會出現一雙紅色高跟鞋。終於困得不行睡過去了，卻又夢到姚芸。不是什麼好夢，姚芸在夢中一句接一句地問我：「為什麼？為什麼？……」

　　她的話也如同審問。

　　我無法回答——我變啞了。啞巴還能發出咿裡哇啦的聲音呢，我卻連那種聲音也發不出來。我似乎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聲帶的人。

　　我從夢中醒來，「為什麼」三個字猶聲聲在耳。已不是姚芸在問，而是自己在問。

　　是啊，為什麼啊？究竟為什麼？同樣的事發生在姚芸身上，我一味同情；發生在李娟身上，我卻表現得深惡痛絕？

　　李娟和姚芸，不都是單純、坦誠又溫暖的女人嗎？

　　難道僅僅因為李娟是我的朋友，而姚芸和我的關係還很淺嗎？

　　朋友之間不是更應多一些憐惜嗎？

　　我無法給自己一種合情合理的解釋。

　　好幸運地有了一個親如同懷的姐們兒，卻又那麼簡單粗暴地失去了——我又如同一個社會關係之和歸零的人了。

　　第二天我已不願住在那個如同是家的房間，早早就回到了廠裡。

　　以後十來天我一次也沒回「家」，因為很難面對李娟睡過的空床而若無其事。

　　一日傍晚，我在廠外的小路上散步，心事浩渺，低頭信步。

　　忽然聽到一陣哨聲，隨之聽到有人喊：「封住路口！分散排查！」

　　剛一抬頭，被別人撞了個滿懷——對方跌坐到地上，而我的頭撞疼了。我揉著額定睛細看，坐在地上的居然是也被撞蒙了的李娟。她穿的不再是旗袍，而是緊身瘦腿兒的長褲。她那雙紅色的高跟鞋有一隻脫腳了；並且，斷跟了。小路那端的路口，停著一輛警車，只見車頭，不見車尾。車前蓋上的紅色警燈不停地轉，警笛長鳴不止。一名公安背對我倆，倒剪雙手，叉腿佇立。

　　李娟仰臉看我，向我伸出只手。她的舉動那麼自然，也那麼理所當然。仿佛即使我是陌生人，也應該握住她的手拉她起來。

　　我並沒那麼做。

　　我立刻蹲下了——我的舉動也那麼自然，半秒的猶豫都沒有，如同鬼使神差。

　　我脫下自己的鞋子，替她穿在腳上，又脫下工作服幫她穿上。於是我光著腳了，上身只穿一件短小的花襯衣。我提著她那雙高跟鞋，這才拉起了她。

　　她說：「我崴腳了。」

　　我扶著她，一聲不吭往廠裡走。

　　她又說：「別把鞋跟弄丟了，挺好的一雙鞋，修修還能穿。」

　　我站住，卻將鞋跟拽下來，扔到了遠處。

　　快走到廠門口時我才說話。我說的是：「你扶著我。」

　　她順從地扶著我了。

　　我又說：「低下頭，別說話，扶我進廠。」

　　她照做了。

　　而我，苦笑著向老門衛揚了揚高跟鞋。

　　老門衛說：「姑娘，穿高跟鞋走路要當心嘛。」

　　我們廠有後門。

　　路過垃圾桶時，我將高跟鞋扔進去了。

　　她捨不得，想去掏出來。

　　我不放開她的手，硬拽著她往前走。

　　到了後門，我從兜裡掏出鑰匙塞在她手裡。

　　她伸開五指，見是鑰匙，沒說話，臉上也無任何表示，轉身走出後門，一跛一跛地走遠了。

　　那天晚上，我對自己到底應不應該回一次家猶豫再三。

　　我最後的決定是不回去，我不知再在「家」裡面對她時該說什麼好。

　　九點多我就躺下了，卻意識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沒法入睡。於是我爬起來，找了個藉口，與一名線長打個招呼，急急如風地往家走。我推開門，見李娟也躺在床上並未合眼。她顯然聽出是我回家了，卻一動不動。

　　我也不吱聲，走到我的床邊坐下。

　　這時她說：「不是你想的那樣。」

　　仍一動不動。

　　隔了一會兒我才說：「那是怎樣？」

　　「他不在了。」

　　她的話答非所問，而我沒能立刻明白那句話的意思。

　　又隔了一會兒她才說：「周連長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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