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25)_梁曉聲

二五

　　▼第六章

　　二〇〇二年，深圳已是中國的一片熱土。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信息，相當一部分是從深圳發散向全國的。

　　貴州依然是一個發展緩慢經濟落後的省份。在「貴師」這樣的大學，當年學子們議論畢業打算時，經常談到的往往是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那些大城市大家固然皆是心嚮往之的，卻也明知門檻甚高，立足極難。倒是深圳，前景可期機會又多，是不少學生畢業去向的首選。

　　但如果我沒有面臨種種人生變故，實際上不會去往深圳。我但是戀家圖安的，倘若人生一如既往地達意順遂，又何必遠走他鄉呢？可是變故既生，我就唯願遁往遠地熱土。

　　我在深圳的第一個上午做了五件事——首先將十余萬現金存上，只留一筆生活費，並將存摺縫於襯衣的前襟。給校辦寫了封信，聲明退學，理由是「厭學」。這一理由明顯有損我的形象，卻無須為了自圓其說挖空心思編織「故事」。給一名室友寫了封信，拜託她將我的信件轉給我。去往市里，在一家價格便宜的小旅店住下。

　　最後一件事做起來較有難度，就是告訴養父我的行蹤。我與養父通了一次長途電話。

　　本想也給他寫封信的，又怕萬一他收不到，卻又先接到校方的問詢電話，著急上火。

　　「為什麼啊婉之？為什麼啊？你為什麼要走這一步啊？難道養父就不是父親了嗎？二十年的親密無間，在你那兒就一錢不值了嗎？……」

　　那天是星期日，我的電話打到家裡，養父竟然在電話那端哭了。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我也淚漣漣，說了些請他寬恕，請他放心，感激養育之恩，我只不過想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完全能照顧好自己，希望他不必太牽掛之類的話……

　　放下電話，小旅店外忽然響起了歌聲：

　　擦乾淚，不要怕，

　　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

　　外邊天氣很好，晴空萬里，風和日麗。幸有海風陣陣，深圳的熱也不是我這個貴州人多麼難以適應的。

　　深圳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常有音響播放的歌聲忽然響起。錄放機都是「水貨」，較內地便宜不少，所播也多是港臺歌星唱的歌。連小髮廊門外也會擺著音箱。如果一條街上有幾家店鋪，門外都擺音箱，那麼大家會自覺地都把聲音調小，各聽各的，互不干擾。如果只有一家店鋪，則會將聲音放得挺大。

　　當年深圳的人口還不是太多。工地卻較多，勞動者白天基本集中在工地上或工地周邊，市內反而顯得冷清，行人甚少。熱也是行人少的另一個原因。歌聲有吸引行人的招牌作用。循著歌聲而去，不管什麼店鋪，必會發現一家——裡邊必開空調。

　　那時的深圳人口以中青年為主，青年居多，都是從五湖四海來的，歌聲可解鄉愁。

　　到了晚上，市區才會熱鬧起來，哪兒哪兒都是大排檔，可用「燈紅酒綠」來形容。斯時歌星的歌聲業已消弭，天南地北的深圳新民開始登場，不施粉墨也大抵並不易裝，身著各行各業的工作服一個個手持麥克引吭高歌，往往還互相飆唱，直唱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住的旅店就在這麼熱鬧的地段。「獨在異鄉為異客」，我怕靜悄悄的夜晚。何況，比起來，那家旅店最便宜。我對錢的概念特模糊，雖然知道十余萬算一筆不少的錢，但一想到自己的人生前路漫漫，不可預測的「坎」或會始料不及地迎頭出現，我就給自己定下了一條能省則省的花錢原則。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遠離市區的工地上。我沒大學文憑，找不到「白領」那種出入寫字樓的工作。我也不願做「看店女郎」，那類工作得按店主要求穿店服，還得塗脂抹粉描眉畫眼，是我難以接受的。對顧客笑臉相迎、笑臉相送我也根本不擅長……

　　我與一處工地的食堂簽了我生平的第一份勞動合同——我的工作是幫廚。「幫廚」的意思是叫你做什麼你就得乖乖做什麼，每月工資兩千五，據說是比內地一般體力勞動者高出一千多元。表現得好，年底有獎金。

　　一想到自己以後能夠每月掙兩千五百元錢了，我在合同上簽名時激動得心跳手抖。

　　大廚是位姓劉的河南人，六十來歲了，我們三個姑娘都叫他「劉大爺」。他家在農村，本人曾是國營大廠食堂的炊事班長。廠裡不景氣，拖欠工資是常事，他一氣之下提前退休，已來深圳多年，仍幹本行，常說自己算得上是「闖蕩深圳的老江湖」了。二廚是他小兒子劉柱，我們都叫他柱子哥，長得五短身子，虎背熊腰，車軸漢子類型。他跟隨父親也來深圳多年了，大鍋廚事上的能力挺拿得起，自稱「麵點王」。

　　當年的深圳，事涉勞資關係時興承包。他們父子承包了大工地上的一處食堂，負責一支一百二三十人的施工隊的一日三餐。另外兩個姑娘——一個來自東北農村，叫李娟，比我大一歲，為人實在，潑辣有正義感，不怕事，敢做敢當。一個不知是哪省人，叫郝倩倩，身材嬌小，天生卷髮，細眉俊眼，有股子嫵媚勁兒。她有時說自己是四川妹子，有時說自己是湖北人，有時又說小時候是在浙江鄉下外婆家度過的，十五歲後跟隨父母成了城市人。問她那是什麼市，她又閃爍其詞，顧左右而言其他。我們三個，她年齡最大，比李娟長一歲。但論誰是三人中的主心骨，卻不是她。她頗有心計，凡事既怕捲入是非，也怕吃虧。事不關己，避之唯恐不及。我也不可能是主心骨，姑且不說我年齡最小，那時的我也毫無膽識可言。但我明白我需要朋友，便很快與李娟成了朋友。她那種人特好交，只要你表示出希望與她成為朋友的願望，她就會視你為友，而且還感動於你看得起她。

　　我們三個的主心骨就這樣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李娟。遇到什麼涉及我們共同利益的事，她一旦想定了該怎麼做，我和倩倩都會配合。她並不是女「二杆子」，她膽大心細，有勇也有謀。

　　劉氏父子與工地總後勤部簽了承包合同，我們與他們父子也簽了勞動合同，勞資關係上屬於那父子倆的雇工。工地上有幾處這種性質的食堂，互比服務優劣。服務於許多人的吃喝這事，若幾處食堂共存，想不互比都不可能。劉氏父子好強，我們所服務的那一百幾十號人挺滿意，總後勤部經常表揚我們，還向我們頒過獎旗。當然，那種表揚也使劉氏父子很受累，我們跟著受累。但總比經常受到敲打好，何況年底還有獎金，人人都有份兒的獎金。

　　工地上的勞動者都住在二層的活動房裡，三分之一是工程兵，多數是各地農村的打工青年。十幾排活動房是工地一景，五六百名小夥子的身影使工地從早到晚都充滿生氣。活動板房不夠住，又出現了十幾頂帳篷。

　　我們三姐妹和劉氏父子既沒住在活動房裡，也沒住在帳篷裡，而是住在一輛廢棄的兩廂卡車上。總後勤部的人說主要是為了我們三個姑娘的安全。如果讓我們與些個年輕生猛的光棍住得太近，萬一出點兒意外他們承擔不起後果。再者，我們不方便，小夥子們也不方便。

　　那卡車雖然廢棄了，但裝上了新的帆布篷，有對開的小紗窗。廂尾的簾子白天可以朝兩邊掛起，晚上可以從內部系嚴。

　　劉氏父子很有風格，沒我時，讓李娟和倩倩睡前邊的車廂，他們父子睡後邊的車廂。前邊的長些，後邊的短些。

　　我報到那天，倩倩有點兒不願騰地方，說哪裡睡得開三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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