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_梁曉聲

一

　　▼第一章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這一天我還沒出生。然而我對此日保留著特別鮮活的記憶——因為關於我，我的大姐、二姐都是從這一天講起的；我父親也是。仿佛兩天后我的出生，與這一天有著直接的關係。

　　將近中午時，陽光特好。

　　四川有首民歌的第一句是：「太陽出來吆呵，喜洋洋來喲」。貴州山區的農民，對太陽也有同樣的親與愛。九月是我的故鄉神仙頂最美好的季節。在這個季節，人們終於能夠見到綠以外的另一種色彩——金黃了。說到綠，世人好感多多，但如果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你的眼裡除了綠很難見到別的顏色，那麼綠其實足以對你形成一種色彩壓迫，使人覺得自己仿佛被囚困在綠色之中了。正如生存在小小礁島上的人會對周圍茫茫大海的藍產生絕望一樣。

　　神仙頂既是地名，也是僅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的村名。究竟村名在先還是地名在先，沒誰說得清楚。

　　顧名思義，神仙頂在一座山上。那山不是最高的山，它的四面八方幾乎都是比它高的山。神仙頂是一處山頂平地，有足球場那麼大。因為有平地，所以逐漸有了人家。人家多了以後，就叫村子。實行「公社化」以來，被叫作第二生產隊了。所以，說「神仙頂」指的是那裡，說「二隊」指的也是那裡。包圍在它四面八方的山頂再無平地，也就再無人家。它是該縣最接近縣界的一個村，再往山裡去，就無人煙了。走二十多里後，就到另一個縣的地界了。

　　「走」只是一種說法。因為根本沒路，沒人那麼走過，更沒人登上過周圍的山頂。

　　八月開始，那片平地，也就是壩子上的稻田由綠漸黃。九月十日以後，全壩子變成了一塊平坦坦、金燦燦的地毯，神仙頂的人們望著，心情老喜悅了。人們的家全在高於壩子的周邊的地方，都很小，下半截是石砌的，上半截基本是整根的竹子搭成的。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叫「棚」似乎更恰當。不過當年的山民，對住得怎樣並不在乎，也可以說沒什麼要求；人們更在乎的是吃飽肚子。沒誰膽敢在壩子上建一個像樣的家，僅有的一塊農耕地是絕對不許被佔用的。這一點人們皆有共識，不僅僅是敢不敢的問題。

　　幸而有九月這個雨天較少、陽光明媚的季節，神仙頂的人們能夠以感恩般的心情充分享受享受晴天朗日。確乎，整個九月，神仙頂的多數日子是好天氣。也確乎，神仙頂的人們特知道感恩——感恩太陽，感恩收穫，感恩一壩子金燦燦的黃色。

　　在神仙頂的人們看來，凡是花都具有高度的觀賞性，但誰家也不種花。種花被視為不著調的行為，不論男女，種花人皆被認為是不靠譜之人。由於人多地少，各家即使在破盆破罐中栽下的也是菜苗——人們對土地的珍惜幾乎到了病態的程度，而且極具傳染性，一代代由大人傳給孩子。人們的視野中已經看不到花樹了。很早以前是有的，但是屬於公家的——不屬於隊裡也是屬於公社的，屬於鄉里的，屬於國家的。花樹雖然也是樹，卻只有觀賞價值，非可用之材，所以逐漸被砍光，鋸成段，當成硬柴在冬季分配給各家各戶了。有小孩兒、老人或病人的人家，照例會多分到一些，體現著生產隊這個大家庭般集體的溫暖。因為不種花，人們對野花便特別愛護。如果有好看的野花開放在哪兒，就會成為人們閒聊時的新聞。發現了的告訴還沒看到的，沒看到的往往會抽空兒去看一會兒，還往往帶上大小孩子，讓孩子們同時也看到稀罕。這種對野花之美的喜好，也使人們對大自然心存由衷的感恩，同時證明，對美的渴望，在人們的內心裡是多麼地根深蒂固。

　　大人們經常囑咐自家孩子：「可不許偷偷去折啊，那會遭人罵的。大家都能看到，比弄回家來別人看不到了強。」

　　大人們的言傳身教，使神仙頂的孩子們從小就懂得，雖然野花只不過是野花，但若折回家來，肯定是不對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將近中午時，我大姐和我二姐在自家的地裡收水稻。我大姐叫何小芹，當年十七歲多了，據說是神仙頂最漂亮的姑娘。我二姐叫何小菊，當年十五歲，長相一般般，和我大姐的顏值沒法比，也不如我大姐聰明伶俐。往直了說，其實挺笨，甚至有點兒缺心眼兒似的。後來我聽她自己說，她許多方面像我媽。

　　我二姐有點兒累了。

　　她放下鐮刀，雙手撐膝，望著眼前那片金燦燦的黃說：「真捨不得再割倒它們了，沒看夠。」

　　我大姐訓她：「有什麼好看的？年年不都這樣嗎？快割！割完眼前這一小片兒回家吃飯，我都餓了。」

　　我大姐的話更接近事實。

　　麥子也罷，水稻也罷，只有初黃的短時期裡才黃得喜人，也只有在耀眼陽光的照射之下，才會給人以「金燦燦」的印象。到了該收割的時候，那種黃已經美得大打折扣，像被水泡過的舊紙板的顏色了。

　　我二姐沒聽我大姐的。

　　她索性雙手叉腰，挺直了身子，往後仰著頭望天空。

　　她腰酸了，脖子也僵了。

　　這麼一來，她見到天空出現了她第一次見到的景象——一架降落傘懸著個人正緩緩降落。

　　「姐你快看！」她驚叫起來。

　　我大姐也挺直了身子，望著說：「是個傘兵。」

　　我二姐說：「真想將來能嫁給一個兵哥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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