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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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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說:「不行。你的一切東西都得經過嚴格消毒。消毒後日常用的我們會替你送來。從現在起你不能離開這裡!」 共有二十幾名各系各專業的新生被關閉在「肝炎隔離室」。我是其中肝指數最高的。大家的活動區僅限各房間。每房間四五人。有一個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陽臺。陽臺下是籃球場。可誰也不願出現在陽臺上,那好像等於自我展覽。 我苦悶起來,唯恐被退回兵團。未入復旦,不知復旦名氣。入了復旦,方知復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地方。有一個上海「老高三」的新生,與我對面床,每天向我講復旦的歷史。我才知道復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從此對這所大學肅然起敬。 有一天,學校裡的氣氛似乎顯得有些異常。那「老高三」經常偷偷溜出隔離室,帶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來後告訴我們,是某國元首到學校參觀。還說翻譯就是復旦上一屆分配到外交部的學生。「肝友」中一個外語系的,不知為什麼就哭了。大家問他哭什麼?他說:「我的名額將來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現在卻被關在這兒!」大家寂然。 大學既是往人頭腦裡灌輸學問的地方,也是在人頭腦裡編織夢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學問貶值。「戴帽分配」——即入學前便已預知分配去向,尤使夢幻迷人。想想看,昨天還在握鋤把或掄大錘,明天突然進了某某名牌大學,三年後將要被分配到什麼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報》社等等好去處,怎地不使人天天做夢呢? 「肝友」中還有一個國際政治系的,是廣西農村學員。「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對他說,他們這一屆國際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國駐聯合國辦事處去的。他便天天夢想著有朝一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每天不斷地沖葡萄糖水喝。以為轉氨酶會早降下來。還買了一本「肝臟病知識」,手不釋卷。一會兒用小鏡照舌苔,一會兒看手,害怕發現「肝掌」。 我也借來那本「肝臟病知識」讀,也學會了長長地伸出舌頭照著小鏡自己觀察自己的舌苔,也學會了觀察身上有沒有「蜘蛛痣」,手上出沒出現肝掌。也夢想。夢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作一名編輯。為這個夢想也暗暗祈禱過。不是祈禱上帝,而是祈禱「複方」什麼「草沖劑」——醫生每天給我三次的草藥湯。 一天,剛剛吃過晚飯,正躺在床上憂愁,忽聽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陽臺上,朝下一望,是陳老師。見了他,就如同見了一位久別的親人,不禁淚潸潸無語。他仰視,我俯視,我倆好像戲臺上《空城計》中的諸葛亮和司馬懿。他見我那可憐樣子,安慰道:「別想的太多,安心養病。思想負擔太重,對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說:「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說:「一般情況下不會的。肝炎沒那麼可怕,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 陳老師走後,我回到隔離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內心的憂鬱稍釋。 同學小莫給我送來十幾封信。一封家信,其餘全是木材加工廠抬大木的夥伴和宣傳股的朋友們寫來的。信給我帶來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傳股的姑娘們分別寫來的。我們宣傳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廣播員,天津姑娘小張和鶴崗姑娘小張都是放映員。我總是叫她們「張天」、「張鶴」。我們宣傳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報道員、三名幹事、兩名男放映員,可謂是一個大家庭。股長當年也才三十六七歲,現役軍人,我們的「家長」,令我們感到很可親的一位「家長」。在我們面前,半點也沒有股長的架子。對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遠之」。 我們宣傳股的知青之間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們的三位妹妹一樣。這原因很簡單,因為那時似乎誰也沒有談情說愛的念頭,關係都很單純。起碼我自己那時沒有產生過與三位姑娘中的哪一個談情說愛的念頭,也從未看出其他幾個小夥子對三位姑娘有過這種表示。 我上大學兩年之後,我在宣傳股時那種互相之間友好的關係就分崩離析了。都是愛情把這種關係搞壞了。畢竟不是親兄妹們。到了年齡,小夥子們總希望某一個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為自己的妻子。這是任誰也沒辦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間才有所謂純粹的友誼。這是一條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定律。偽君子們才企圖證明這條定律是錯誤的。 我們宣傳股的三位姑娘,是三位非常可愛的姑娘。都很懂事,很溫柔,很善良。也都各有其美,各有動人之處。小徐的身體最弱,我們視她為最小的妹妹。說句實在話,我們是把她寵得有點任性了。但她的任性,也不過是鬧點女孩家的小脾氣而已。逗她幾句,就又笑了。她對我最好,比我小三歲,倒像我一位姐姐。經常善意地取笑我。不知為什麼,我很認真地說的話,很認真地做的事,在她看來,似也有幾分可笑。 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邊刷棉襖(我的棉襖髒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將棉襖用一塊大石頭壓在河中,脫了衣服躍入河裡。遊夠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卻哪裡也找不見棉襖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裡了。到河邊去找,仍被大石壓著,凍在一層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撈出,已被小魚小蟲之類鑽了許許多多的蜂窩洞。拿回來曬,瞧著發愁。那時知青們普遍都很節儉,輕易不扔一雙鞋一件衣服,何況是棉衣。小徐聽說了這件事兒,好一頓笑。她非要親眼看看那棉襖成了什麼樣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幾氣兒,指點著我說:「你呀,你呀,你呀,你真應該帶個阿姨一塊兒下鄉!看來今後我有義務當你阿姨了,誰叫我們在一個股呢?你真叫姑娘們覺著可憐!」我被她的玩笑話說得臉紅紅的,認為自己整個兒是個「傻青」。她又說:「棉襖都這樣了,曬乾了又怎麼穿?還不成鎧甲啦?」要拿去替我拆了重做。我怕她費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張濕淋淋沉甸甸的就硬拿了去。幾天後,她將棉襖替我做好了。送來時,要我叫她一聲「阿姨」。我說:「叫姐吧!」她讓步了,說:「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聲「姐」。我一看棉襖,認不出是自己的了。裡兒也換了,面兒也換了,棉花分明也換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給我重做了一件襖…… 「張天」呢,一口嬌小姐似的懶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話。人卻一點也不嬌氣。常像小夥子們似的,戴一頂單軍帽,將辮子掖在帽沿裡。乍看,像個俊俊秀秀靦靦腆腆的小夥子。 我被「精簡」到木材加工廠,常回股裡去玩玩。像回家一樣。 她見了我,總是首先笑盈盈地說一句:「你來了呀?」而後就靜靜地坐在一旁,聽我與股裡的小夥子們聊天。偶爾插嘴說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問:「勞動很累吧?」「我家裡寄來一聽麥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氣都沒有,從未和什麼人翻過臉。誰對她發脾氣,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著人家,使對方的脾氣不發自消。 有一次,大禮堂放電影《杜鵑山》,我坐在放映機旁。斷了幾次片,機械連的幾個壞小子,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連三在她身上爆炸,她只是一聲不響地接片子。我忍不住站起來大聲說:「不願看的,滾出去!」那幾個壞小子也一齊站了起來,朝我跨過來,想揍我。 「你們別欺負人!」她停了放映機,將我掩護在身後。 我喊:「木材加工廠的哥兒們,有人想跟我動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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