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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的東北老鄉，Ｃ，女姓，放在桌上的是兩個哈爾濱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臉盆那麼大。我只在很小時吃過幾次。當時哈爾濱難以買到。大家覺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說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鄉的，太客氣反而顯得疏遠。我在一師，Ｃ來自五師，原先互不認識。心中暗想，同學中有一個老鄉兼兵團戰友，真不錯。 　　有一同學問：「聽說你們哈爾濱人天天吃這種『大列巴』？」Ｃ回答：「當然。哈爾濱人個個都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 　　我覺得很有糾正一下的必要，便說：「只有百分之五，也許還更少的哈爾濱人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從小吃大餅子長大的。」 　　我說的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當時哈爾濱人的糧食定量是——麵粉二斤、大米一斤，其餘全是粗糧。米麵在一般家庭中，除了過年過節，都是給上班的人帶的。 　　Ｃ當即反駁我：「你一個人是吃大餅子長大的，也代表不了哈爾濱人。我就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 　　我據理力爭，說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個，當然代表大多數哈爾濱人。她不過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個，無論如何代表不了哈爾濱人。 　　她生氣了，說：「你說誰是『一小撮』？告訴你，我的家庭是『革幹家庭』！你侮辱革命幹部！」 　　我說：「我不知道啊！可你為什麼要說謊呢？為什麼要欺騙這麼多初識的同學們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吃的是粗糧！哈爾濱人如果都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哈爾濱人早算進入共產主義了！」 　　我認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這是非辯論清楚不可的。對於這一類問題，我一向特別敏感，容不得別人當我面說一句假話。 　　她說：「你的話裡明明有對現實不滿的意思！」我火了，說：「咱倆都是工農兵學員，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就算我對現實不滿，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她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那我就有權批判你！」我說：「你不過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共產黨員，統計一下，你在共產黨員中也不過是百分之五！」其他的同學就勸解。 　　他們越勸解，我越來氣。我希望他們都能夠相信我的真話，而不要相信Ｃ的假話。但他們似乎對我與Ｃ爭論的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只對「大列巴」感興趣。這比他們相信了Ｃ的話還令我氣憤。若在兵團，如果Ｃ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說哈爾濱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還堅持，非被吃大餅子長大的哈爾濱青年們合夥揍一頓不可！ 　　怎麼能瞪著眼睛認真嚴肅的說假話呢？ 　　Ｃ拍了一下桌子，氣勢洶洶地說：「你這是在分化我們黨員隊伍！」 　　我騰地立了起來，說：「滾你媽的！」將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轉身離開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從不罵人，是到木材加工廠後學會的。學會了，就覺得在必要時來一句「滾你媽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還氣得不行，還想再去找Ｃ展開一場大辯論。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種過於認真而又過於激烈的劣根性。在連隊，跟幾任連幹部大吵過。在團裡，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參謀長大吵過。到木材加工廠，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團。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團。勞動很能幹，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為這種性格，重新入團竟入不了啦。四年後，調到團宣傳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請求恢復團籍，補了十二元多的團費。教訓可謂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現在回想起來，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什麼值得辯論的呢？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也有之。幹嘛臉紅脖子粗地爭誰代表百分之九十五哈爾濱人呢？ 　　聽隔壁宿舍陣陣說笑聲，我忽然意識到，我是換到了另一種環境裡。復旦與北大荒太不一樣了。我將與之共處的同學也與木材加工廠抬木頭的夥伴們太不一樣了。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想起陳老師在我們團招待所裡對我說過的那番告誡的話，倏然地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孤獨感。 　　隔壁宿舍裡不斷傳來歡聲笑語。Ｃ的說笑聲尤為響亮。同學們吃著她的「大列巴」，當然不會表示懷疑她的話而相信我的話了。 　　可我從來沒有像那時那刻一樣，希望自己的話被相信。每月二斤麵粉的哈爾濱人……我心裡真是有些難過。 　　隔了兩天，我到醫務室去看身體複檢結果。醫生問過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驗單，只看了一眼，就低聲叫道：「乖乖，好傢伙！」接著說：「你跟我來，你跟我來！」不用手扯我，用夾化驗單的夾板從背後頂著我往前走。我就這麼被頂上了醫務室的二樓，頂進了一扇三夾板臨時做成的門內。我糊裡糊塗地問：「這是什麼地方啊？」 　　醫生說：「肝炎隔離室。」 　　我這才知道，我是一個帶病毒者——轉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請求道：「那也得讓我回宿舍一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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